胡适先生曾在1923年于友人信中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三份报刊”代表“三个时代”,其语境更多的是从思想启蒙角度切入的。近代中国报刊参与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理性建构,反映着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轨迹。以三份报刊为主要研究中心,透过戊戌到五四时期近代中国报人思想启蒙的递嬗逻辑,体知近代知识分子借报刊之力进行思想启蒙的路径。从而厘清启蒙在中国现代化中的逻辑演进,冷静洞察近代中国的启蒙内蕴,给我国当下公民意识提升、实现民族复兴以现实参考。戊戌至五四,是一段中国近代报刊思想启蒙由萌芽走向高潮的光辉历史。就启蒙者而言,从《时务报》、《新民丛报》再到《新青年》,启蒙群体的知识结构由新旧杂糅走向学贯中西;群体集结由人际关系的短视走向群体聚合的自觉;社会理想由“求变”、“新民”到“人”的共同发现,最终实现了由开明士绅向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丕变”。就启蒙对象而言,由最初的“读者有所指”的官员士绅到新旧学堂学子、留日学生、士绅名流,再扩至进步青年以及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读者群体不断扩大。可启蒙空间也不断扩大,由守常图新的艰难,到变渡的纠结,再到迎接新生的激情,启蒙的推进产生了一种链式反应,新知识分子的数量开始呈几何级增长。就启蒙内容而言,《时务报》、《新民丛报》、《新青年》为主体的中国近代报刊始终致力于在“破”与“立”中促进与重建中国现代化。于“破”,从力脱传统桎梏到有限的破坏,再到向“一切”传统宣战,以“破”求“立”实现了启蒙的承继与超越;于“立”,从追求政治自由转向个人自由,从民权走向人权,从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到倡导科学精神,最终推进人的主体性构建,推进人的现代化。就启蒙效果而言,中国近代报刊思想启蒙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互动互应,使部分中国人经历了一次现代的“灵魂转向”,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西方现代的文化因子被吸纳进来,人的现代性得以提升;同时,近代报刊历次思想启蒙,都为下一个阶段锻冶了一批杰出的启蒙者,启蒙之功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