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以来,学界对于黄宗羲学校思想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两个方向：一是将黄宗羲思想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并展开了“早期启蒙"说是否成立的争论；二是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探求黄宗羲思想的中国史渊源。从整体上看,学者对于前一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关注和讨论,而对于后者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囊括在其内。这种状况,部分导致了后一问题的悬而未决。黄宗羲所提出的学校议政思想,其核心内容是将学者议政这一行为制度化,并通过这种对于当下政治的议论弥补政治的不足和缺失。这一思想,在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中,无疑具有着高度的创新意义。虽然黄宗羲在其著作中将东汉、北宋的两次太学生运动看作其学校议政思想的实现,但若将这种太学生运动看作黄宗羲思想的单一渊源,则显然过于简单。事实上,在东汉知识分子眼中,这种太学生运动的背后,隐藏着先秦儒学的部分基本原则。那么,黄宗羲学校议政思想是否可以同样上溯到先秦,即是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从传世文献来看,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者阶层即不断进行着批评议论当下政治的活动。这一种行为在当时的下层社会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甚至遭到了集权政府的重视和严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先秦儒者的这种议政活动,与黄宗羲所提倡的学校议政之间,有着相当程度的暗合；但在另一方面,从先秦儒学的理论建构来看,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都没有从正面肯定这种儒者在民间议论政治的活动,相反却将民间议政、庶人议政看作是理想社会中的负面因素并加以反对。这一种奇特的矛盾的现象,直接导致了学界对于黄宗羲思想渊源认识的模糊不清。虽然这一矛盾客观存在于先秦儒学之中,但对于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者来说,他们通过“学”的方式导致的对于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古典文化的掌握,直接使儒者阶层与普通百姓区别开来。在这些儒者眼中,当下政治的混乱源于理想政治的不行,而促成理想政治的那些基本原则和理念,隐藏于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当中。因此,通过对于古典文化展开学术化的研究,并从中探讨出理想政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是引领当下政治合理演进的最关键因素。这样一来,作为古典文化的唯一继承人,儒者阶层即获得了议论政治甚至参与政治的权力。这种依靠古典学术引领政治发展的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即得到了整个儒者阶层的赞同和提倡,并贯穿于先秦儒学发展的始终。虽然孟、荀二位大师对于儒学思想作出了理论上的改进和创新,但这种“以学领政”的基本原则,仍然得到了始终如一的坚持。虽然孟子、荀子开始关注于儒者在民间的活动和影响,但在他们眼中,民间儒者更多的扮演的是民间教师的角色。虽然儒者在民间仍然有责任通过教化百姓的形式改善社会风俗,但从根本上看,这种“美俗”职责的实现,仍然必须建立在儒者安分守己,做编户之民的基础上。这种观念,发展到后世,即成为了《中庸》中所表达的“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思想。有理由相信,这一发端于先秦儒学的“以学领政”思想,对黄宗羲学校议政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从另外的角度而言,虽然先秦儒者不断坚持这一思想,但在他们并不主张儒者在正统的政治体制之外议论政治,认为在良好政治所形成的自上而下的秩序中不应存在民间议政的行为。从这点看,黄宗羲所提出的学校议政思想,在继承先秦儒学“以学领政”基本原则的同时,也有着相当程度的创新。黄宗羲的创新之处在于,要把儒者议政的行为在制度层面加以确立,从而解决子孔子开始即存在的儒学对于议政态度的两面性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