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我国央行持续开展宽松货币政策以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其中借贷便利类工具、定向降准等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频繁。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于2013首次出现,目前已衍生出多种政策工具。在巴塞尔协议与我国银保监会的监管要求下,商业银行必须满足流动性指标要求,而结构性货币政策推出的目的之一即流动性供给。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效用并不能独立于传统货币政策而确定,其是否真正做到优化管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哪种政策工具的意义更大、作用更明显、且对不同规模类型银行的影响如何等并未得到有效解答,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管理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乃至整个金融市场效率提升、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根据Brunnermeier（2011）;Jennie Bai（2017）的方法,构建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错配指数,衡量流动性风险。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不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效果,以及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影响。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以及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本文结论如下:第一、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存在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流动性赤字风险较小;第二、结构性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贷传导、利率走廊上限、预期效应、风险规避效应等作用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第三、我国银行流动性需求较大,但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对短期尤其是隔夜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流动性供给不足。第四、我国借贷便利类政策具有供给流动性的作用,且常备借贷便利作用更大,而抵押补充贷款可收紧流动性;第五、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与LMI存在倒V曲线效应;第六、我国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存在新增贷款中不良贷款占比较多等问题,存在流动性赤字风险的隐患。本文建议:第一、我国商业银行应完善现有的信贷评估体系,减少信息不对称风险,提高贷款质量,并确定商业银行合理盈利水平,减少流动性过剩风险;第二、关注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的政策引导作用;第三、突出定向降准政策的“定向”作用,将大型、中小型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差异化。第四、细化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靶向领域,建立并完善商业银行信贷考核机制,适当放宽贷款风险容忍度,提高结构性货币政策效用;第五、关注并避免未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发展过程中的:通货膨胀风险、政策溢出风险、金融市场风险、道德风险、退出风险、中央银行风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