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指社会总人口中老年人数量达到一定比例,并持续增长的过程。现在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是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等于或大于7％或60岁及以上人口等于或大于10%,作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医疗保障水平的逐步提高,使得老龄化问题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大社会问题。在亚洲,日本是老龄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步入了老龄化国家;据预测,到2050年日本每5人中就会有2个老人。而中国则是发展中国家中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1980年,中国老龄人口比重基本维持了50年代的平均水平,约为4.7%;伴随着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只用了大约20年时间我国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虽然中国和日本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所处的阶段不同,但是同为东亚国家的两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好的对比性和研究价值。对比分析中日两国养老金体系,并结合银行的角色参与,对于我国养老金管理体系的建立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并对管理体系改革中银行的市场拓展有着很好的现实意义。　　 论文主要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日两国养老金体系的异同,并着重从多角度出发探讨决定中日两国养老金管理体系的影响因素,即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通过将现实的银行产品与养老金管理体系相结合,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银行业在养老金改革中的契机,并通过总结分析日本的经验获得对中国养老金管理体系改革与银行合作的一些启示。　　 由于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和日本的养老金管理体系都经历了不同的变革,其中日本养老金体系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建立了养老金管理体系,亦称为年金管理体系。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目前日本已经完成了从家庭养老逐步到社会养老的转变,并形成了覆盖全体国民的养老保障体系。从1944年到1985年,日本养老金管理体系的建设进程大体经历了创建期、发展期和变革期3个发展阶段。1986年开始,日本养老金管理体系在现行管理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了几次较大的改革,逐渐形成了日本现有的养老金体系。　　 日本养老金管理体系经过1985年和2000年两次改革,形成了三个支柱两个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第一层次是国民年金,也叫基础养老保险,它具有强制性,全体国民都必须加入;第二层是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它在国民年金之上与收入连动,大中型企业的员工和公务员都必须加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改革原有的养老保障管理体系,逐步推行企业职工养老社会统筹。到了90年代初,开始推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部分积累管理体系,并逐步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强调确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必要性。9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补充养老保险管理体系。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管理体系的规定》明确了现收现付与社会统筹的混合模式。2000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决定完善养老保险管理体系后,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分开管理,并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规范为企业年金,实现市场化管理运作,明确了企业缴费的税收优惠政策,逐步建立了多支柱体系。　　 银行是贯穿于养老金运作整个流程的重要一环,主要表现在资金保管,在养老金建设初期需要有银行机构来保管养老金资金的安全,养老金是国民的“保命钱”,其对安全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而银行恰恰是各项资金的保险库,它可以确保养老金基金按照要求进行运作;投资管理,养老金的特性需要多渠道的投资方式,安全性要求一部分养老金投资于国债等风险性较低的金融工具:流动性要求养老金有一部分银行存款,随时支付:收益性要求有一部分养老金通过银行的贷款渠道进行投资。这些养老金的运作都可以通过银行媒介进行,客观上增加了银行的资金来源,促进了银行的发展;个人账户管理,养老金在运作之后,就需要进行按账户分配,即将整体的养老金资金按照收益情况分配到各个养老金受益者账户。　　 最后通过比较分析中日银行在养老金管理体系中的作用,探讨了中国的银行在养老金管理体系中能发挥更多作用,取得更多收益的途径。主要的作用表现在吸收养老基金、掌握个人客户信息、拓宽银行盈利渠道、加强银企、银证、银基的合作、成为债券市场合作者、成为境外资产投资参与者、丰富银行业经营模式等等。　　 本文以银行在养老金管理中的作用为主线,比较和分析了中日养老金管理体系,探讨了中国养老金管理体系改革中银行的作用。笔者能力有限,对本课题的研究也远不够深入,文章中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中国银行业在养老金体系改革中所能发挥的更大作用等问题,留待以后继续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