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环境污染问题非常严重,并且日益呈现出“内殖民”与“农村化”的趋势。随着农村环境状况的恶化,因污染而导致的环境纠纷和集体行动事件越来越多,媒体的相关报道也越来越频繁。作为“抗争政治”的一种特定类型,环境抗争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研究内容涉及行动方式及其困境、动员机制、认同建构、地方文化与关系网络在抗争中的作用等。与国外相比,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显得较为零散,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需要进一步加强。第一章阐述农民环境抗争的社会背景、历史与现状以及由环境污染和环境抗争所引发的社会风险。农民环境抗争起因于“生存权的危机”。庄稼人的环境呐喊在毛泽东时代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出现,但当时被社会建构为负面形象。1990年代以来,环境冲突的数量呈急剧上升趋势。各种类型的冲突卷入了污染企业周边众多人口,并且往往夹带大量的情感因素,使冲突容易朝强度和烈度更大的非现实性方向发展,由此导致社会风险的环境面向值得关注。对环境功能的过度开发使环境污染和环境冲突有可能带有风险社会的特征。第二章基于不同的案例建立一个关于农民环境抗争的初步描述类型学,主要涉及农民环境抗争的基本形式、主要行动方式以及抗争的特点,并且将农民环境抗争与城市居民的环境抗争作一对比。第三章从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两个维度分析农村环境冲突产生的根源。从社会变迁的维度看,工业化是环境污染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传统社会中,人类所依赖的能源主要是木材,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主要体现为生活污染。由于木材能源结构所能支持的人口数量有限,并且人口的绝大多数分布于农村地区,因此,生活污染基本上可以通过自然的净化得以消除。木材资源的渐趋耗竭迫使人类必须转变能源结构。为了适应煤炭与石油等新能源的使用,人类发明了机器,产生了工业革命。工业化的过程不仅导致人口的激增与城市化的加速,由此导致生活污染的加剧,而且本身产生了大量的污染因子。从社会转型的维度看,“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加剧了环境污染与环境冲突。本文详细讨论了西方社会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特色的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的形成。第四章借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分析当前中国农民环境抗争的政治环境。在详细梳理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本文建构了一个分析中国农民环境抗争的本土分析框架,然后以该分析框架解释2008年苏北N村发生的铅中毒事件中的农民行动策略。苏北N村的群体性铅中毒事件所折射出的政治机会结构大体上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结构性政治机会”,包括信访制度以及由于政体部分开放所带来的其它抗争机遇;二是“象征性政治机会”,包括国家对环保和“三农”问题的重视与“和谐社会”建设。前者直接决定农民的行动路径,后者则通过影响农民的主观感知和心态而对他们的策略选择产生间接影响。第五章以苏北N村铅中毒事件为个案讨论农民环境抗争的内在动力机制。N村村民在环境抗争过程中的认知表现出如下特征:家庭成员的健康异常是村民日常生活断裂和污染危险意识觉醒的原初动力。日常生活的扰乱与危险认知的深化呈现出双向互推的格局,企业的“睦邻不友好政策”和地方政府不恰当的事故处理方式对这种格局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国目前特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使村民不具备从事“大众流行病学”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土壤;“权衡后果的群体”对村民的污染危险认知解构并未奏效,恰恰相反,正是这些解构促使村民不断地追求污染事实真相。在动员问题上,N村村民的维权与抗争过程表现出了不完全的“草根动员”和“群体动员”、由“现实性动员”向“非现实性动员”的转变,以及利益对于动员的部分解构等特点。从血铅事件发生到最终解决,村民的心态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愿意屈服于政企的安排,到对企业有看法、不信任,到对企业愤怒和对地方政府不满,最后发展为对地方政府不信任和愤怒,事件的结果超出了村民的预料之外,抗争过程导致了村民对地方官员的妖魔化。至于其它地区维权农民所表露出来的“事件越大越好”的心态在N村没有显化。N村村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法律与信息盲区与维权精英的个性特征和社会阅历、网络的发达,以及N村地理空间的特点有很大关系。维权精英之所以没有被收编,与以下四种因素有关:一是村民对企业利益不能构成有威胁性的压力;二是维权精英还不具备被收编的资格;三是我国目前缺乏一套完善的公众环境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四是村民对进入体制后的维权代表是否能始终维护他们的利益信心不足,因而降低了体制内精英收编维权代表的意义第六章农村环境冲突事件的防范与治理需要从环境冲突风险预防到环境冲突危机治理综合考虑。在风险预防层面,需要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结构,尽快走向生态现代化;需要完善公众环境参与制度,打破政经一体化格局;需要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环境社会风险与健康风险评估机制。在环境冲突事件处理层面,需要完善农民环境利益诉求的政治机会结构;需要保障农民的环境权利;需要构建环境污染受害者的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