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遗产及其保护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作为国际遗产保护指导的《威尼斯宪章》等的普适性，受到了来自各国、各地区的保护实践与发展需求的挑战。西欧、日本等国家在其具体保护实践中，都开始对保护的内涵、原则等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调整。 然而，我国遗产保护在与国际接轨过程中，对国际保护原则“原真性”的理解和贯彻出现了很多问题：在学术界，原真性理解多样不一，造成人为多解的原真性“历史”；在地方保护实践中理解僵化，将构筑于静态文物保护领域的“原真性”强加于动态的旧城历史文化街区和遗产地保护中，从而导致很多保护问题的出现。宏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宏村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地，在成功申遗后，其地区发展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公约、国家文物保护法、省市的保护条例等，成为宏村地区发展（而非仅仅的保护）的重要指导；以原真性、完整性为代表的保护原则成为各种政策制定的前提依据。地方政府依此也做着积极的保护工作，例如制定保护管理条例、编制保护规划、落实保护管理等。但是尽管如此，宏村遗产保护落实的效果却并不理想：保护趋于表面化、外观化、静态化：建筑遗产的非自然残损现象比比皆是；保护政策执行强制而艰难，真正“原真”的遗产在遭受破坏。宏村遗产保护的效果受到了质疑。 在近期宏村遗产保护研究中，我国学术界也曾将保护问题归结于“旅游的介入、体制问题、管理模式”等。但通过与西递比较研究发现，这些观点虽然可以解释一些问题，却并不能解释其他共性的问题，尤其是保护的表面化和对人的忽视，保护问题及其深层的原因尚需进一步的挖掘。 遍观国外遗产保护研究实践，多国都在根据各自发展的需求和新的保护问题，进行着对保护原则的调整。主要调整有：保护越来越重视人的生活持续性、重视人的日常生活对保护的作用，开始更重视当地艺工及其对民间工艺的传承等。这与国内渐行渐远的“遗产保护表面化、内部质量严重受到威胁、居住环境越来越差、保护管理执行的强制而艰难”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原真性”作为目前国内外遗产保护核心和灵魂的情况下，研究中国遗产保护实践中“原真性”的贯彻、执行及出现的问题、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通过采用社区实地研究法（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为主）、道格拉斯规划评估法、口述史研究法等，从宏村“保护规划”和“保护管理”两大实践方面，围绕“原真性”原则在中国的理解、贯彻执行开展研究。其中，对保护规划中的“原真性”的贯彻主要通过道格拉斯规划评估法，进行文本及空间实施的评估；对管理政策中的“原真性”贯彻主要采用口述史研究法中的“事件—过程策略”，进行政策的案例研究。而整体研究资料的获取，主要以社区实地研究法中强调的“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为主。 研究表明：虽然当地政府也在努力地进着行保护和管理，但保护的效果却很不理想。问题就在于：宏村遗产保护的规划管理中，对“原真性”的理解僵化、狭义，局限于静态的、物质层面的保护。这造成遗产外观受到绝对的保护限制，而内部质量结构受到了忽视，使得古建宜居性变差。其次，规划管理中僵化的“原真性”实施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保护不能有机地融入当地生活，当地居民变成一种保护工具，被强制扮演着原真性居民的角色，而不是作为保护主体发挥着应有的保护话语权。以上所有因素在社区利益群体的相互交织中，使得宏村遗产的“原真性”保护走向失效。 反观我国遗产保护实践领域，对“原真性”理解歪曲僵化、保护效果表面化的情况比比皆是。究其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缺乏基于本文化特性的、国家层面的、针对原真性本身的可操作指导，作为保护责任主体的地方政府，只能从国际层面进行直接落实。由于政府自身角色和身份的影响，保护受到了地方经济发展目标的左右。这种落实的“原真性”不是学术界的、不是游客的、也不是当地居民的，而是地方根据自我目标的权衡，在自上而下的政权体制下，被过滤和综合加工过的。实践证明，这种权衡下的原真性理解是僵化而狭义的，它不符合我国遗产保护的实际，造成种种保护问题的出现。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却是“我国缺乏基于中国化特性的、国家层面的原真性可操作指导”的制度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