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中国城市化畸形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中,人口拐卖现象尤为突出,各地拐案层出不穷,屡屡见于报端,社会危害巨大。以《申报》为视阈,可以对晚清上海人口拐卖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这是中国近代城市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晚清上海人口拐卖案件频频发生,人口拐骗的手段也变化多端,其中最为拐匪所常用的有六种,即迎合被拐者物质需求为主的乘隙和利诱、利用被拐者婚姻情感的婚拐和奸拐、几乎不顾及被拐者意愿的迷拐和贩卖。这些拐骗手段都具有各自的施行条件和对象,在拐骗过程中,拐匪根据拐卖对象的不同心理以及其所处的环境,采用相应的手段,往往将暴力与诱骗兼而用之,花样百出,令人防不胜防。晚清上海人口拐卖现象中,作案主体即拐匪,也呈现出两大明显特征。从拐匪与被拐者之间接触的亲疏关系来看,既有利用血缘姻亲关系、地缘联系的的亲族拐卖和同乡邻里拐卖,即“熟人”拐卖,又有来自因生产或生活需要而接触的流动人群的拐卖,即“生人”拐卖,这就打破了传统社会中与人为善的观念和道德伦理的底线。从拐匪的作案组织情况来看,既有个人拐卖,又有团体拐卖。个人拐卖一般为基层社会偶发性的个案,往往为临时起意而行,拐案数量不多,危害较小;而多人协作的团体拐卖,成员众多,彼此分工合作,共同分赃,对社会的危害极大。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个人拐卖也可逐渐演变为团体作案。作为人口拐卖犯罪的对象,被拐者数量庞大,在上海社会特殊的背景下,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被拐者中,男女两性均有,其中又以女性居多,男性则占少数,可见,拐犯往往更倾向于拐卖女性。同时,被拐卖的女性主要集中在三十岁以下,从婚姻角度可简单分为妇女和女孩,而男性则主要集中在十五岁以下,即为男孩,结合被拐者的性别结构特征,被拐者又可大致分为青年妇女和幼孩。第二,受上海交通便利和人口买卖价格高昂等因素的影响,被拐者的来源涉及地域广泛,但主要还是来自灾荒之年的受灾地区和以上海本地为主及其周边的地区。第三,人口买卖的价格主要取决于被拐者被卖的去向及其自身的情况,其中,青年女子卖为娼妓则价格最高,她们从而成为人贩子的重要拐卖对象。第四,在地域上,被拐者主要被卖于上海,晚清的上海成为巨大的人口拐卖市场,还有部分妇女和小孩被卖至国内各地,甚至出洋。从被拐者被卖后的社会身份来看,女子主要被卖入妓馆为娼,其次为妻、婢等,男孩则主要卖为养子,也可为童仆等。晚清上海日益严重的人口拐卖现象,以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庞大,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危害巨大。人口拐卖不仅给无数被拐者带来了巨大的身心伤害,使得他们的人生命运由此陷入悲惨境地;受害之家庭也不可胜数,骨肉分离,亲人离散,更有人家子嗣断绝,家人多陷于无限的悲痛之中,甚至轻生;还时常引发社会纠纷和矛盾,滋生出了多种多样的其他犯罪,给上海社会的公共治安和官府威信带来了严重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心理恐慌。对此,晚清官方采用了一系列措施对上海社会的人口拐卖进行防范与惩治:首先,清政府制定的严刑峻法对限制人口拐卖犯罪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为上海官府惩治不法之徒提供了相关的法律依据;其次,上海官方还严厉查拿惩处拐犯,从拐匪的来源、拐卖的去处、中转窝藏的机构等多个角度综合治理,并试图利用社会的力量全面整治人口拐卖犯罪;此外,上海官府也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注重救助和安置拐卖犯罪中的被拐人口,在晚清官方的多方面努力下,拐卖之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上海官方对拐犯的处罚普遍过于轻薄,加上官场吏治腐败,官吏存在徇私舞弊的情况,官府无法成为强力的社会治安管理力量,严刑峻法成为一纸空文,使得实际打击效果并不理想,人口拐卖现象反呈不可收拾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