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社会性质还是思想层面来说,春秋时期在中国历史中都是一段重要的时期,期间的郑、晋两国的以铸刑书和铸刑鼎为标志的成文法公布也是一个大事件,而通过公布成文法所反应的礼与法的关系更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大命题。从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公布开始,法逐渐从包罗万象的礼中相对独立出来,而形成礼法二元的结构。礼法二元结构的形成有春秋时期特定的环境,是多方面的因素的存在。论文就这一课题集中从三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全面阐述以春秋时期郑、晋两国铸刑书与铸刑鼎事件为代表的成文法公布。通过摘录《左传》中关于郑、晋两国铸刑书、铸刑鼎的记载,透过当时郑、晋两国的国内背景,分析后人对该典籍记载的不同理解,在此基础上剖析世人对以郑、晋两国铸刑书与铸刑鼎为标志的成文法公布这一事件的主要争议及礼法分野。第二部分着重交代春秋时期的铸刑书、铸刑鼎的成文法公布不仅仅是一场外在的立法,更是世人在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制度和目标等不同思考与选择的长期积累的结果,与当时的礼治有着明显的论争。客观上形成了法与礼完全独立、相对并列的二元礼法结构,即一个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礼治)和一个调整着人们的外在行为(法治)的二元礼法结构。第三部分是论文的重点,通过全面分析春秋时期以铸刑书、铸刑鼎为代表的成文法公布,以及春秋时期世人对礼法的论争,得出成文法的公布不仅是法律从秘密状态到公布于众的意义,更在于该时期形成了不同于先前的二元礼法结构的意义。因此,这部分深入分析春秋时期礼法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主要从五方面来分析春秋时期礼法二元结构的形成：从政治上来讲,春秋时期以周天子为代表的周王室日渐式微是当时的大背景,这既是成文法公布的前提也是形成礼法二元结构的一个因素；春秋时期的社会较之先前三代已有明显的区别,传统的礼治秩序日渐瓦解,即“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从社会秩序上来说为春秋时期铸礼法二元结构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各个学派从不同的阶级立场提出自己的学说同时也是思想大碰撞的过程,为春秋时期礼法二元结构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条件；春秋时期的统治者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考虑,单纯依靠礼治控制社会的模式已不再适应当时的需要,因此,春秋时期社会控制模式的转型也是形成礼法二元结构的一个因素；然而,春秋时期法尚未占据主导地位而又受传统礼治惯性的影响使得法与礼形成的是相对并列的二元结构。此后,春秋时期礼法二元结构即是各朝代礼法结合和分离的起源。简言之,论文通过分析春秋时期成文法公布的内容及当时对公布成文法的争议,探寻在春秋时期其形式的深层原因,解读出春秋时期由“礼”、“法”的冲突到形成礼法的二元结构,并全面分析礼法二元结构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