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森林公园转变为公益型森林公园，如何评价森林公园的游憩价值成为森林公园管理中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iton Method, CVM）作为发达国家评估游憩价值最流行的方法之一，近年来也被国内许多学者逐步运用到游憩价值评估上。由于CVM的构建市场的虚拟性以及研究方案设计带来的各种偏差导致 CVM在评估旅游资源价值中的有效性受到广泛的质疑。结构效度作为CVM效度研究的一个方面，近年来受到国内学者的逐渐关注，包含收敛效度与理论效度两个方面。在中国运用 CVM评估旅游资源游憩价大多停留在方法的介绍与案例运用，仅有少量学者对方法的结构效度进行深入的研究，CVM评估旅游资源游憩价值的结构效度检验还需要更多的案例积累与探讨。其次，在CVM评估对象选择上，大多数学者选择倾向选择一些“嵌入偏差”较大的大型景区做案例研究；大型景区的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其价值构成比较复杂，游客对价值类型的认知与区分比较困难，导致游客的真实支付意愿与评价对象价值类型不对等的问题。　　本文通过选择“嵌入偏差”相对较小、价值构成相对简单的福州国家森林公园为研究对象，在合理控制偏差有效性改进的基础上以检验 CVM在评估森林景区游憩价值的结构效度。首先运用 CVM和TCIA两种方法对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的游憩价值进行评估以检验CVM的收敛效度；然后运用多种回归模型对 CVM评价森林景区的理论效度进行详细探讨。最后，通过研究发现：在收敛效度检验上，运用 TCIA估计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游憩价值为139726.019万元，而CVM计算出的游憩价值仅为18016.750万元；TCIA游憩价值的估计结果是CVM的7.755倍，检验结果显示CVM的收敛效度较差；然而与中国的几个研究案例相比，收敛水平相对较好，但依然具有低估旅游资源的价值的倾向，CVM评价森林景区游憩价值的收敛效度的检验还需要更多地案例积累。在理论效度检验上，CVM在评价森林景区的理论效度良好，研究与经济学理论基本一致，并且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给予合理的解释。无论剔除样本选择偏差时的支付意愿还是全样本的支付金额均受到收入水平的约束；由于奉承偏差的存在，游客的支付金额比支付意愿更容易受到游客与评价对象特征的约束，即游客的支付意愿可能更偏向于偏好表达并非真实购买意愿。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来说，较高的生活水平使得城市居民有较多的可供选择的高质量的游憩替代品，从而导致对森林公园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较低。事业及政府单位人员的边际支付意愿表现最为强烈，同时边际支付金额也是处于最高值，可能是最为真实的支付意愿；退休人员由于受到收入的限制，相对于其他人员来说，对支付意愿与支付金额均产生负向影响。虽然距离对支付金额的影响不显著（Tobit模型），但从系数上可以看，出游客距离森林公园越近，对森林公园支付金额越高。　　以福州国家森林公园为例，验证了CVM评价森林景区的理论效度；收敛效度虽然与大型景区相比表现相对较好，但还是难以得到良好的证实。为此，还需要运用多种引导技术，检验不同类型的森林景区，通过多案例检验积累，为CVM结构有效性提供足够的证据；另外，至于CVM能否广泛的应用到森林景区游憩价值的评估还需要综合考虑其他效度评价标准，这也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