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使用与民族认同、社会公平及经济利益等问题息息相关,因而语言政策不仅规定和规范语言的使用状况,还以间接的方式影响着一系列与语言相关的其他社会问题。澳大利亚人口构成多样,语言使用状况复杂,其语言政策中对不同语言的定位牵动着不同族群间的利益博弈；而语言政策重心的转移则折射出澳大利亚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所关注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本文将聚焦澳大利亚语言政策制定的繁荣时期,对1987年到1994年间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话语变迁和语言观转变进行分析,试图探究政策变化与社会经济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语言功能理论为语言政策的不同重心提供了理论依据,动因理论为本文提供了理论框架,民族主义理论、经济理性主义和劳工主义等则成为政策分析的有力工具。基于语言政策文本的重要性以及本研究采用的宏观分析视角,本文选取《国家语言政策》(1987)、《澳大利亚语言与读写能力政策》(1991)和《亚洲语言及研究国家教育政策》(1994)三部国家级语言政策进行深入剖析。本研究将语言政策视为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作用下的历史产物,运用话语-历史分析法,在文本、文本间、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意识形态背景四个层面对所选语言政策进行文本分析。具体运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三种：话语分析、文本比较分析和历史-文本研究法。本文在“民族认同”“社会公平”和“经济利益”三个话语板块中,分析澳大利亚语言政策在话语层面的变迁。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由倡导多元性和语言保护的民族多元文化主义模式转变为以读写能力和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公民民族主义模式；随着语言能力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促进就业和推动贸易的重要因素,“经济利益”成为澳大利亚语言政策中最重要的话语；而政府通过采取福利措施关照少数族群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的话语则在出现频率和重要性上均有所下降。政策话语的变迁一定程度上源于经济社会和历史背景作用下的语言观的转变。语言权利观的削弱与民族复兴运动在七十年代后的衰落不无关系。随着语言资源的内涵缩小为经济资源,语言资源观的地位不断突显,这与亟需扭转经济发展颓势和解决就业问题的社会大环境不谋而合。对于话语变迁和语言观转变的深层原因,本文在全球化/区域化和澳大利亚政治文化两个框架下进行分析。经济全球化突显了拓宽国际市场的重要性,语言技能与跨文化知识成为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亚洲经济的腾飞和澳大利亚在亚洲区域化中的广泛参与都使得亚洲语言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随着倡导市场自身作用和经济效益的经济理性主义成为政治文化的主导思潮,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重心由多语言主义向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偏移；教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劳工主义使少数族群的利益边缘化,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过程意味着少数族群成为语言政策的实施对象,不再拥有语言政策制定的参与权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