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耕读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耕和读分别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动力。农耕文明为耕读文化的孕育提供了土壤,乡村社会是耕读文化的载体;崇文重学的传统是耕读文化存续的动力;私田与私学是耕读文化的兴起的关键;教育与选士制度为耕读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制度条件。所以耕读文化的发展与我国古代的农业发展、农业政策、土地制度与教育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紧密相连,耕读文化有极强的制度依赖性。夏、商、西周时期土地和文化教育基本为贵族所占有。春秋战国,旧贵族没落,生产力发展,土地私有制广泛确立、私学兴起,从此“士”“民”以至“士”“农”之间开始流动,普通知识分子有了进入仕途的机会。后来中国社会的士大夫阶层和农民阶层总是在相互转化之中,当然这种转化也可以通过暴力取得,但无疑通过文化向权力的转化是一条平稳的途径。早期的儒家人物倡导“士志于道”“以天下为己任”,并不支持士人耕读活动,实际上,其他各家学派也大都强调士人的政治参与性,后世士人对耕读的认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汉代,小农经济一步发展,普通民众读书教育的机会进一步扩大,人才选拔制度适当兼顾到了一定数量的底层知识分子,不少布衣读书人得以为官进入权力阶层。此时期,耕读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士与宗族的结合,逐渐形成了士族,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垄断了仕途,社会动荡、黑暗,许多士人认为“治生之道,不仕则农”,转而以耕自养,并行成了一些耕读思想理论。直到隋唐,世家大族衰落、科举制度创立,地主阶级和平民阶级的流动和转化才得到强化。至两宋时期朝廷空前优待文人,民间读书的热情高涨,耕读文化蓬勃兴盛,此后数百年间耕读文化日趋流行和普遍,耕读传家成为许多家族沿袭的传统。由于人口的大量南迁、南方地区的持续开发,南方出现了相对富庶安定的局面,耕读传家比比皆是,江南地区的耕读风气浓于北方。明清时期一方面教育的发达、人口增长、科举辉煌使读书人数量大增;另一方面,文人治生观念发生变化,一部分文人选择不与朝廷合作而自谋生计,读书人对耕读治生和明理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涌现出了不少提倡耕读相兼的思想。这些因素使耕读文化达到了鼎盛。近代以来,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的分离、社会结构的变化、“士农工商”流动的加速以及传统自然经济的解体、土地制度的变革等因素使传统耕读文化流变和衰亡,而现有的耕读文化是传统流变的结果。古代教育的基础或者说教育的主体是私学而不是官学,官学的名额有限,府州县学文武学额一般一共只有三五十人,宋代以后有了学田制度,才保证了学校的长期稳定。经济结构、人口分布、教育条件都决定了乡里的耕读占据主流。因此,耕读文化的主要群体是乡里的读书人。但读书人能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机会非常渺茫,能考取秀才、举人功名的也是极少数,所以绝大多数读书人连生员资格都不具备,还有一些人只是具备读写能力而已。这些人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乡间,甚至一生居乡耕田自养,闲暇读书自娱,他们平时的交往圈和个人活动主要在本乡本土。传统的耕读文化是一种动态循环的文化,读书人“学而优则仕”,进入朝廷做官,T参与国家事务治理,从而有机会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乡村耕读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物,利用关系网络和个人威望干预地方事务、维持乡里秩序,他们能把一盘散沙的乡村组织起来,以团结内部、抵御外界势力。这些人可以“居庙堂之高”也可以“处江湖之远”。这种循环的、双向流动文化模式,连结了城乡,使城乡一体,家国同构,传统的士人也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他们对于传播文化知识、敦厚乡风民风、维护伦理道德、凝聚民心民力、安定基层社会秩序、构建乡土文化、引领乡村经济发展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然而“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隐居不仕和辞官归隐也是耕读文化发展中的常见形式。近代乡村读书人中的精英分子向上流动进入国家权力上层的机会大为降低,他们在乡村中的权力空间也逐步被政府权力所挤压。随着近代化、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乡村精英搬居城市,新培养的学校人才也选择留在城市,人才、资源的单向流动破坏了联结城乡一体化关系网络,破坏了传统城乡之间的互动关系,导致并逐步拉大城乡二元差距。传统耕读文化的消亡使乡村中文化精英缺失,乡村地区的发展人才不足。农耕社会和伦理教化的相互作用,数千年来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质,塑造着国民性格、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决定着传统文化的发展特点,决定着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结构,促进了社会流动和人才培养,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的施政方针和发展走向,并对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发展依然产生着重要影响。耕读文化也有许多消极因素,对个人人身、思想造成了束缚、一定程度上限制民族创新精神。在当下,应反思传统耕读文化的不利影响,吸收、发扬其中的优秀成分,使其发挥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