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毓英(1829～1889)是“同光中兴”名臣,参与了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岑毓英的研究较为沉寂,本文仅从边疆建设思想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探讨在中法战争前后岑毓英边疆思想产生的渊源、内涵、实践,并将其放在时代的背景中与同时代的封建大臣们进行横向历史比较,最后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从学术上拓宽岑毓英史的研究。本文首先从内因、外因、动因三个方面论述岑毓英边疆建设思想产生的渊源。传统教育、自身的经历和国内的边疆危机为岑毓英治边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此时,帝国主义的扩张,英、法对我国及周边国家的侵略,使岑毓英对帝国主义列强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紧接着的马嘉理事件和山西之役又深深的震撼了他,所以本文认为,岑毓英自身的发展经历和殖民列强对我国入侵的步步深入,促进了岑毓英边疆思想的产生。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岑毓英的边疆思想围绕着治边、防边和护边三方面展开。他的治边思想主要围绕着强调安靖的民本思想、击浊扬清的治吏思想和以教化转变民心的教育思想等几方面,体现了岑毓英“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其未雨绸缪的防边思想主要在他力拒洋人入关、以人为本的立体防御观念和“衅不自我开”的策略及重视防守设施建设几个侧面体现;这些思想虽然无法真正阻挡列强的入侵,但在此思想指导下所执行的策略却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列强对我国西南边疆的侵略,为我国的保边固圉争取了机遇和时间;他的护边思想从力保越南和北圻到边疆划界时候的寸土必争,始终都围绕着维护我国的边界展开,尽可能的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岑毓英的爱国情怀无疑在此得到充分的表现。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岑毓英进行了以“稳定边疆、发展边疆、治理边疆”为主题的建设。在治边过程中,他恢复农业,建设近代工业,整顿吏治,发展教育,不失时机地向清廷奏请垦荒减租,豁免积欠,安抚荒民,恢复生产。这些措施,对战乱中的云、贵和福建等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无疑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给战乱中的人民提供了休养生息的良好环境,对人民的生活和发展都是有益的;同时也促进了西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