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为指导,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并探讨了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的问题。文章首先界定出本文所要排除的实物证据。然后,展示了美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的确立与演变;揭示出美国之所以首先确立排除规则的历史缘起和价值取向;在经典判例中剥离出具体操作。从这些分析中归纳出美国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一般操作模式:由法官在事实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从而裁量证据的资格,并提炼出合理根据、合理侵犯这两个总体上的判断标准,并将排除规则以及毒树之果理论的种种例外纳入这一标准的衡量范围。文章在简要分析了英、德、日三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后,扼要阐述了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特殊意义。在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中,笔者先是提出了结合我国侦查实际完善程序法、引入令状主义的主张。然后在排除模式的选择上,笔者论证了以德国模式为参照勾勒我国排除规则的蓝图的观点。文章的最后,笔者在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程序、举证和裁量权的行使的问题上进行了探讨,找到了前者的两个关键点,对后者赋予了三项具体内容,明确了在我国实现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