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可供居住的房产,其含义应界定为能够满足个人和家庭生存发展的居住条件和环境的总和,是决定人类基本生活福利的具体和持续的要素之一。住宅在人类进化和发展的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现代社会,人类对于住宅的需求已经不满足于遮风避雨的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住宅对于个人及其家庭人格自由和尊严的充分实现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住宅问题是指因人的住宅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住宅问题常常被视为贫困、不平等等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住宅问题的独立性。住宅贫困实际是权利的贫困,它根源于私有制下所有权成为资本将住宅和城市空间转化成谋取利润的中介和工具的权利机制。面对近代财产法中所有权的优势地位,住宅消费者普遍处于无权利或权利的弱势地位。将住宅问题定义为权利的贫困意味着可以通过授权的方式来解决。通过赋予个人住宅权,并为这一权利的行使和实现提供法律保障,成为现代人权法回应人类社会住宅问题的权利（right）路径。住宅权绝不是一种物化的权利,应当将其理解为有尊严地生存（to live in dignity）的权利。住宅权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权利,而是由复数权利构成的一个权利束,包含了多项重要的自由和权利。对于住宅权的历史回溯表明,住宅权在国际人权法、各国宪法和法律中已经成为一种法定权利。特别是在国际人权法领域,住宅权被认为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权利,其内涵不仅仅包括《经社文权利公约》第11条第1款中规定的适足住房权,还广泛地体现在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经社文权利公约》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法律文献的众多条款中。作为一种新兴的权利,理解住宅权的权利性质必须具备非本质主义的整体性视角。住宅权是一种习惯权利,但其法定化的程度不断增强,不仅是国际人权法,各国宪法和法律也越来越承认住宅权是一种法定权利。住宅权的内涵在具有财产利益的同时更具有丰富的人格利益,绝不能将住宅权等同于住宅财产权,而应更多地从人格权的角度定义住宅权。住宅权既是个人对抗政府公共权力的公权利,也是个人对抗其他个人的私权利,不仅包含个人的私益,也体现了重要的公共利益。从权利的功能体系出发,住宅权具有防御权能、受益权能、客观秩序权能和参与权能等多重功能。住宅权的权利主体是普遍的个人,但在住宅权的实施中家庭、社区等社会单元不仅对于个人权利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关联,同时也存在其独立的利益,从而应当被视为住宅权的主体。国家都是保护和增进人权的首要义务主体。国家在不同层次上负有尊重、保护、促进和实现住宅权的责任。住宅权主体的可行能力的物质基础,并不存在于其自身可以支配的环境中,也不能完全依赖于国家可以获得的资源,而是更为直接地依赖公司企业、大型组织等社会中介结构和那些拥有垄断性资源的个人。这些个人也对住宅权的实现负有义务。住宅权的内容涵括了人类在住宅上的各种利益和权利,住宅权的理论中不存在传统法定权利和利益间的二元架构,住宅权本身就是维护人的尊严所必需的住宅需要的自我展现,其权利内容的核心层是住宅保有,而与住宅权相关的住宅安全、健康、自由、隐私、发展等权利则构成了对住宅保有实体水平的限定和保障。保障和实现住宅权还有赖于公民充分获取住宅信息和参与住宅事务的决策,并在权利受到侵害时享有司法救济。在涉及住宅的事务中及时、有效地获取准确的信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实现自身住宅权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住宅领域的公众参与权包括公民影响或决定对其利益存在影响的任何住宅立法或政策的权利。住宅权司法救济关注的对象不仅仅是解决个案的争议,而是“诊断”社会中存在的住宅问题,进而推进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