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历史条件下,我国文化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使得不同文化的激荡在文化主权问题上凸现出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使得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大,信息网络技术革命使得文化传播出现新的特点,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促进了人民群众对文化需求的快速增长。面对这一系列严峻挑战,我国传统文化管理模式的缺陷日益显露。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特殊性造成了文化发展创新能力不足,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发展模式造成了文化生产的高成本和低效率,全面控制型的文化管理体制造成了政府文化管理权力过大而能力不强。我国的文化管理体制要实现创新,就应该认真研究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文化管理政策,借鉴我国经济领域改革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不断调整政府干预与市场取向的关系,区分公益性事业与经营性产业的性质,理顺政府宏观调控与企业微观运行的关系,实现限制政府权力与提高调控能力的平衡。关键是政府要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微观运行领域“退出”,在文化宏观管理领域作用的“强化”,实现文化管理职能思路、范围和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