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与欧阳修的交游可追溯至景祐二年(1035)。庆历二年(1042)，宋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欧向韩发贺信表示慰问与祝贺。后韩琦还朝，与仲淹并命为枢密副使。欧为使韩、范得到重用，更加有利于发挥二人的才能，积极奔走呼吁。在庆历新政陷入困境，韩、范等革新派被冠以“朋党”之名纷纷遭贬之时，欧挺身而出为之辩护，结果被罢知滁州。自庆历五年直到欧阳修去世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韩、欧二人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通过韩、欧的交游突出韩琦既引欧阳修为政治知己，又以欧阳修为情同手足的生死之交。 韩琦与范仲淹早在景祐三年(1036)已同朝共事。在边防危急的情况下，韩琦不避“朋党”之嫌，力荐仲淹可用。韩、范初时在对夏战略上“争而后已”，毫不苟同，当时边境上以“韩、范”相称。庆历新政时期，韩琦坚决主张革新，不为政敌所动。韩、范离京外任后，书信频仍。在往来书信中体现出范仲淹引韩琦为政治同道，寄托着对韩琦早归柄任的殷切期望。韩、范自康定以后数十年间曾经先后六次同时受到擢拔，其中尤可见二人同进退、共命运的深厚友谊。 韩琦与富弼最迟于宝元二年(1039)已同朝共事。庆历三年，韩、范并命为枢密副使。韩坚辞不拜，自请捍边，而仁宗不从。富弼努力说服仁宗同意韩琦的请求。庆历五年三月，富弼因谗罢知郓州。韩琦不计个人安危，向仁宗上疏竭力为之辩解。但韩琦的意见未被采纳，他也因此被罢知扬州。此后十年中，两人多有诗文唱和，尤以皇祐、至和年间为多。但至和以后，两人之间的诗文往来几近消失。自嘉祐三年六月起，二人同朝为相。两人在言行、处事上的分歧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以至于治平二年富弼罢枢密使判河阳后，与韩琦断绝了来往。韩琦与富弼的交游重在展现韩、富二人关系由初相交好到疏远的变化轨迹，揭示两人之间关系变化的微妙原因。 韩琦与王安石的交游可追溯至庆历五年(1045)。是年，韩琦知扬州，王安石为其幕僚。但由于最初交往时的误解，以及性格、政治主张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没能建立起亲密、融洽的私人关系。两人后来又有不同政见之争，但并未成为水火不容的仇敌。王安石在《贺韩魏公启》《韩忠献挽词》等诗文中都写出了对韩的敬重与感激。王安石变法期间，韩请求停止新法的实施，在奏疏中他只是陈述自己不同的政见，没有对王进行人身攻击，没有否定王的为人。当韩的意见未被采纳，新法得以继续实施时，他采取了一种引身自退的态度。韩、王的交游表现二人宽容大度的胸怀，展现两位名臣的风范。 韩琦与苏询的交游始于嘉枯元年(1056)。是年九月，苏询以所著《权书》及雷简夫给韩琦的举荐信渴见韩琦，继而又作《上韩枢密书》坦陈治军之道。但韩琦虽赏识苏询的文、行，把身为布衣的苏询视座上客，经常邀请其参加自己的私人宴会，但并不准备采纳其革新主张。嘉枯六年，苏询不满于校书郎的小官，在《上韩承相书》中隐含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流露出对韩琦举荐不力的不满。嘉枯八年，仁宗去世，韩琦任山陵使，实行厚葬。苏沟力劝韩琦不要搞厚葬。韩琦与苏沟的交游说明两人只是私交很好的朋友，但并非政治上的知己。 韩琦与强至的交游大多集中在熙宁元年(1068)以后。是年九月，韩琦罢相，归判相州，辟强至入其幕府。强至作《谢韩魏公书》深表感激。后韩琦改判永兴军兼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复辟强至入陕西幕府。自此强至一直追随韩琦，直至韩琦去世。 《祠部集》中保存有众多关于韩琦的诗文，仅强至和韩琦之诗即达五十余首之多。强至犹如亲人一般，一直陪伴在暮年的韩琦左右，帮助其打发孤寂、失落的时光。韩琦与强至的交游体现了二人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亲密关系。 韩琦与吕夷简相识于天圣五年(1027)。是年韩琦中进士，夷简为参知政事。明道元年，韩琦将所作诗文精练成册投献于吕，以期荐拔。此后韩的提拔与吕有着直接关系。韩多次在书启中感念吕的荐举之恩。明道二年，吕怂恿仁宗废掉郭后，范仲淹、孔道辅等因极谏郭后不可废均被贬，韩对此事保持沉默。景枯三年，范因与吕的矛盾贬知饶州。事后，蔡襄作诗褒贬时事，陈恢为邀宠，上章请治蔡罪，韩借劫奏陈恢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他既不赞成吕排挤范，又不愿与吕有直接的正面冲突。通过韩、吕的交游展现了韩琦曲折、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显示韩琦在政治上的逐渐成熟。 景枯三年(1036)韩琦与尹沫已同朝共事。时仲淹因与宰相吕夷简的矛盾贬饶，尹沫为范辩解亦遭贬。韩对范、尹等人持同情态度。后二人同在西北边境为国效力，在对夏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庆历四年，守旧势力大造朋党舆论，指范、韩等人为党人，新政处于困境。尹沫上疏劝仁宗不要迷惑于朋党的舆论，由此招致政敌的忌恨，直至贬死。尹去世后，韩为处理好其后事颇费心机。嘉枯元年(1056)韩琦向朝廷申明尹沫的冤情，奏请仁宗追复尹沫为起居舍人，直龙图阁，还尹沫以清白。韩琦与尹沫的交游体现了二人之间真挚、深厚的战友情谊，再现了庆历新政前后复杂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