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具有环境与经济的双重效益,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可再生能源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面临严重的技术和资金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依靠国家政策的引导。有鉴于此,论文拟将政府为推动绿色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具有“绿色”属性的环境经济政策囊括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即绿色制度环境,并探究绿色制度环境对可再生能源投资复杂的非线性影响。具体而言,第一,提出了绿色制度环境概念,并从事前、事中、事后的管理属性出发构建绿色制度环境体系,继而运用函数型数据分析和函数型的连续熵权法得到绿色制度环境指数,以衡量我国绿色制度环境发展水平;第二,采用半参数回归模型研究了绿色制度环境及不同层面构成要素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非线性影响;第三,基于分组样本回归,利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分析了绿色制度环境对不同行业类型、不同企业规模的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作用效应的差异性。论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绿色制度环境对可再生能源投资产生类似“W”型的非线性影响,这表明,绿色制度环境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影响存在双向效应,即一方面绿色制度环境会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另一方面不稳定的绿色制度环境会对可再生能源投资产生抑制作用,而绿色制度环境水平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作用方向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作用程度大小。第二,考虑不同层面构成要素的影响时,发现绿色规范制度与可再生能源投资间也存在“W”型的震荡现象,意味着绿色制度环境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影响主要通过绿色规范制度体现出来;而绿色监督与公开制度对可再生能源投资产生很强的促进作用,作用系数为10.8173,绿色核算制度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第三,从行业类型层面来看,绿色制度环境水平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影响呈现明显的行业差异。具体来讲,绿色制度环境水平能够有效的促进太阳能行业投资,作用系数为1.0697,而对生物质能行业投资则表现为抑制作用,系数为-1.2101。第四,从企业规模层面来看,绿色制度环境水平对中小微型企业可再生能源投资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系数为1.8276,而对大型企业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基于上述结论,论文认为,政府应着力于构建以绿色规范制度为主,以绿色公开与监督制度、绿色核算制度为辅的绿色制度环境,对不同类型政策的颁布进行合理规划,同时在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的同时,也要注意其合理性,避免政策的过度实施,营造有序良好的绿色制度环境;此外,政策实施的着力点也应该因地制宜,提高对弱势行业的重视程度,通过更多政策补贴等扶持手段促进其投资行为,并依据可再生能源各个行业不同的发展特点,有针对性的加大资金支持和拓展多元化融资路径等,精准扶持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