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系统总结了西周、春秋及战国时期音乐、诗歌、舞蹈体系。凡六千余字，于“感”之论述多达近二十条，对后世文论创作影响深远。通过分析甲骨文中“感”“兴”二字的本义，可知《乐记》体现了丰富的感兴精神。由“感”“兴”本义推溯至今，可知感兴的涵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有不同意义。于是本文立足《乐记》原文，分析其中所体现的感兴精神。感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美学范畴之一，在艺术创作和艺术品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情感的唤起与激发，它来源于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推动着人们对于文艺活动中心物关系及其表现方式的关注。既然感兴观如此重要，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准确认识感兴范畴的内涵与意义呢？在《乐记》看来，文学创作及接受是一个感物←→心动←→成文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感物←→心动，即“物感”说；二是心动→成文，即“诗言志”说；三是心动←成文，即言意说。心物关系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心”“物”之间的不同反映方式和趋向，在文论与美学资料中又衍生出一个重要的创作论命题，即“物感”说。物感说的基础是“物”，即“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主体心之动是由于受到“物”的刺激而形成的触动，就是“感于物而动”。物感说本源于心，即“人生而静，感于物而动”。人的认识出于人的本性，认识的本源是“心”，而非“物”。古代诗乐一体不分，古代学者研究诗歌创作，发现其是感物→心动→诗成的过程。他们将诗（或乐）看作“言志”、“缘情”的产物，而诗人情志又是“感于物而动”的结果，因此感物→心动→诗成这一公式就构成了“心动”说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人心为什么会随乐而动？这属于接受论范畴。《乐象》篇对此作了哲学上的解释，指出了接受者的“感”。此外，《乐记》认为“志”是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的，即“志从心发”，最后借助言辞等表现符号表述其“志”也。乐感即音乐对人的感发作用，作为接受论阶段的“心动”，注重的则是心动←成文。具体到《乐记》来说，即指接受者听到不同的音乐所感发的不同的心动，这时的“所感”可称之为“意”。《乐记》在音乐创作中较早地体现了言不尽意说，事实上，当读者读到一首诗时，难免会带有自己的观点，而作者的观点有时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因此应将这两种“意”结合起来，既要关注“作者之意”，也不应忽视“读者之意”。另外，《乐记》中的感兴作为一种审美心理活动，有其自己的发生模式。这种模式类似于皮亚杰的S（A）R公式。S是刺激，R是反应，A就是刺激向某个反应格局的同化。以感物而起为最初义的感兴观在我国古代诗论﹑文论﹑画论中大量存在，感兴这一美学范畴滥觞于“诗六义”中的“兴”。在前文对兴的训释中，已经包蕴了感兴作为古典美学范畴的基本含义。由于运用语境的不同，感兴的称谓和意义也不同。一般说来，当其用于文学创作论时，多指兴喻﹑兴寄﹑兴感﹑兴会，而当其用于文学审美接受论时，则指兴味﹑兴趣之义。西方也有类似于感兴观的文论观点，诸如摹仿说、灵感说、移情说等。但由于西方文论中主体与客体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只追求刹那间的净化心智、忘却功利，与感兴观所追求的那种体验自然、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是不同的。因此，可以说，感兴观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典文论的独特道路。本文旨在通过对《乐记》中感兴精神的分析，以及中西不同文论观的比较，从而更深入地探求主体在感兴活动中的生命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