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证券法》的实施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实行,我国正在推行全面注册制,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关键一步,在此制度下证券监管机构不再对发行上市作实质性判断,证券中介机构归位尽责,在证券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在此背景下研究证券虚假陈述中介机构的民事责任,梳理证券虚假陈述的概念和类型,分析证券中介机构的定位和职能,结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现行法律法规对于证券虚假陈述中介机构民事责任承担的相关规定,发现证券虚假陈述中介机构民事责任承担存在的问题。具体而言,我国相关规定取消了前置程序后,投资者需要自己证明虚假陈述内容的“重大性”、因果关系等问题,然而原告和被告往往获取的信息不对等,被告公司和证券中介机构掌握着多数信息,造成了原告投资者的举证困难。我国法律虽规定了“重大性”的抽象性标准,但只适用于活跃的交易市场,存在局限性。现行法律法规已经意识到揭露日关系着因果关系的认定和损害数额的确定,但对于揭露日的认定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此外,过错和勤勉尽责的认定关系着证券虚假陈述下各个中介机构的民事责任分担。目前,我国对于证券虚假陈述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证券中介机构注意义务和勤勉尽责的相关规定仍存在明确和细化的空间。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法、规范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进行研究,结合学者研究和域外经验,探讨如何完善证券虚假陈述中介机构的民事责任,旨在减少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厘清证券虚假陈述中介机构连带责任承担机制,化解证券中介机构间的纠纷,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创建健康的市场环境。笔者认为针对证券虚假陈述中介机构民事责任承担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第一,可以通过加强法院调查取证增强投资者的举证能力。第二,认定“重大性”时,采用价格敏感性标准的同时,参考偿债能力标准和审计中的重要性水平。第三,关于揭露日的认定,通过参考域外经验,明确抵抗揭露时分段披露,明确行政监管措施信息公开日可以作为揭露日,细化我国对于揭露日的规定。第四,细化侵权主体的过错程度,明确不同程度的过错承担的责任不同。第五,对于勤勉尽责义务承担的完善,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关于勤勉尽责的制度,界定一般注意义务和特别注意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