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财政对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成为该时期经济与社会状况的综合反映。通过研究财政史,分析财政制度的变迁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经济发展的运行轨迹,吸取过往经验教训,更好地为当前进行的财政体制改革服务。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史书记载多有缺漏,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财政运行体系和制度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给研究带来诸多问题,成果较少,本文尝试以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研究东晋南朝时期财政制度的演变历程,有别于传统的历史学角度,以期对古代中国财政发展的历程有新的理解。秦早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两套平行的财政管理机构。汉承秦制,沿用少府与治粟内史分别执掌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界限慢慢模糊。此后,东汉光武帝通过对少府的大规模撤并,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合而为一,皇室收入纳入国家收入的范畴。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司农主管粮食仓储工作,少府不再管理钱帛收支,转变成为官营手工业部门,太府卿则涵盖了少府的职能,成为新的皇室财政兼国家财政管理机构。本文主要依据诺思的路径依赖理论,对东晋南朝时期财政制度的变迁加以分析,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其中对齐武帝永明时期和市的讨论采用IS-LM模型加以解释,笔者以为,这是一个较为少见的研究角度,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对和市所起到的效果不宜过分夸大。考察东晋南朝时期财政制度的变革,笔者发现:这一时期,财政制度的主要变迁是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分离趋势加强。东晋建立之初,南方开发程度落后于北方,且东晋政府控制的编户数量远远低于西晋时期,因此当时财政的规模不会太大,在整个社会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不高,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混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和平发展以后,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扩大,国家财政在统治者推行“土断”、“检籍”后,扩张更快。虽然统治者想要扩张皇室财政的冲动强烈,但是根据政权稳定的需要,必须对皇室财政加以限制,这就要求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加以区分,通过政府对国家财政运行进行监督,以提高财政运行的效率,减少浪费。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经历了反复,皇室财政的扩张冲动一直存在,但是将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分离的推动力更为强大,因此财政制度的变迁在总体上趋向于向前推进。南朝时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的趋势在隋统一后更加明显,为隋唐财政制度的进一步演变提供了条件。财政制度方面的创新作为东晋南朝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前启后,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当时的财政体系,有助于提高财政收入,减少交易成本,同时制度创新的传导作用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南北方的统一进程。东晋南朝时期,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门阀政治,世家大族作为统治阶级中一个重要的特殊利益集团,掌握众多经济资源,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研究这一时段的财政制度变迁无法忽视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由于政府努力扩大国家财政,降低地方财政比例的行为直接影响士族的经济来源,故而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而这段时期政治的总体趋向是中央集权程度进一步提高,对主要由当地大族执掌的地方财政控制加强。两者之间博弈的结果,中央取得胜利,门阀士族势力在东晋时到达顶峰后逐渐衰落。但世族作为当时除皇室外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仍然具有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他们身为既得利益者,力图维持现状不变,是导致财政制度难以顺利变革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本文还对东晋南朝时期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南北财政制度比较等方面进行研究,窃以为较前人成果有所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