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减轻“案多人少”的司法压力,刑事速裁程序作为一种简化的审判模式应运而生。2014年,围绕刑事速裁程序的构建和完善,我国先后在18个地区开展试点工作。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报告显示试点效果明显,司法压力得到了有效缓解,办案效率大幅提升。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正式将刑事速裁程序写入法典。但是,在司法实践运行过程中,刑事速裁程序暴露出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立法方面,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存在交叉,二者适用界限不明,导致速裁程序的适用率偏低;在司法方面,案件证明标准与速裁程序不配套,法院庭审形式化现象突出,未能真正发挥庭审的实质作用;在司法配置方面,暴露出值班律师角色定位混乱、被告人权利保障不足等诸多问题;在程序整体运行方面,公检法三机关工作衔接不流畅的问题对速裁程序的实效影响颇深,社区矫正评估工作耗时过长对速裁程序的适用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完善刑事速裁程序细则及结构配置,切实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和诉讼权利,是我国刑事速裁程序改革完善的重中之重。本文首先对我国刑事快速审理程序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将我国探索诉讼程序简化过程中设立的简易程序、轻刑快审制度与刑事速裁程序进行比较,根据速裁程序与其他简化性程序不同的功能定位,明确划分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确保速裁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适用;其次,通过对域外快速审判模式与我国速裁程序进行比较,归纳总结域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为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完善提供借鉴;最后,针对刑事速裁程序运行过程中暴露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其一,明确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稳步提升速裁程序的适用率;其二,建立与程序配套的多层次证明标准,改善庭审形式化问题,发挥庭审的实质功能,切实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其三,完善相关司法配套制度,确保公检法各机关的办案环节衔接流畅,在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最大化的前提下,实现刑事速裁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目标价值,使刑事速裁程序的功能效用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