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是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网络中,亲子关系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联系。国外研究表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存在代际传递,但有关研究大多只包含父代一方的生育信息,父代在生育代际传递中的具体作用仍有待区分和探究。国内已有的生育代际研究关注不同世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化情况,较少以家庭代际传递视角作为切入点解读父代生育意愿对子代生育意愿、父代生育行为对子代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探究我国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代际传递效应,从社会互动、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传递、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继承三方面探索生育代际传递的可能途径。在我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的背景下,探讨父代与子代在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上的关系有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第四轮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8）,使用OLS回归模型和多元Logit模型,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两个维度分析生育的代际传递。结果表明,生育意愿存在代际传递,具体表现为父代的理想子女数越多,子代的理想子女数越多;在父代有明显的性别偏好的情况下,子代表现出男孩偏好、女孩偏好或儿女双全偏好的概率更高。生育意愿的代际传递不存在性别和城乡差异,不过研究发现理想子女数的代际传递在同性之间更强,同时理想子女数的代际传递较性别偏好更加稳定。生育行为存在代际传递,表现为父代生育的子女数越多,子代生育的子女数也越多。生育政策是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对生育行为的代际传递也有一定的削弱作用。初育年龄不存在代际传递,初婚年龄是影响初育年龄的重要因素。社会互动、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传递、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教育）的代际传递是生育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以上结果表明,生育存在代际传递效应。本文从家庭代际传递视角出发,同时纳入父代双方和子代的生育信息,对生育代际传递的模式和可能途径进行了探究。父代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子代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的关系研究,尤其是父代与未成年子代的生育意愿关系研究更直接地揭示了生育意愿的代际传递效应,补充了国内有关生育代际传递的研究发现,并对生育代际传递理论进行了一定的验证。此外,生育意愿以及生育行为的代际传递效应为理解未来生育水平可能的变化趋势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