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化历程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其深刻的内在自生因素,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际遇都无法与中国传统社会和学术思想撇清干系,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存在的“近代”因子是探讨中国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说清代社会承载着传统中国向近代转变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动因,那么深入探讨清代学术无疑是研究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重要路径。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承袭着明末悄然兴起的理学清算运动,其学风出现了深刻变化。如果说学风转变是社会转型在学术思想上的集中体现。那么,探讨清初学风转轨就成为深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自发”转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清代学风大异于宋明,宋明理学侧重“尊德性”,清学则趋向于“道问学”。由宋明而清的学风转轨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极为重大,而两种学风之间的转变当以清初为“时代枢纽”。“道问学”学风的确立反映了传统学术由理学到清学转轨的内在要求,通过对宋明而清的学风转轨的再梳理,洞晓其间由“尊德性”而“道问学”演化之因缘,从而窥及近三百年来学风整体走向的内在原因便具有了些许现实意义。清代学术的一大特色是诸子学的兴起,其中又以孟、荀思想研究所蕴含的时代内涵最为丰富。但是,关于清初诸子学尤其是孟、荀思想研究与学风转轨之间丰富而复杂的联系却尚未得到充分论述。孟子主“尊德性”,荀子则重“道问学”,清初学界隐然存在着荀子的“升格”与孟子的“降格”运动,清代孟学与荀学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模式正暗合着清初学风转轨的内在逻辑。同时,由于孟子在经子之间的地位变化,以及清儒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致使清初孟学中的诸多问题和表现正可解释学风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过程。思想史研究一般注重对思想家及其著作本身的考察和分析。随之就产生一个问题：无论是对思想家还是其著作的研究常以孤立的个案出现,缺乏对同一时代环境下思想家.群体的共性以及这些共性所反映的深层次因素的研究。因此,本项研究拟将学风与时代思潮相联系,致力于将思想史研究与学风研究相结合,以补充传统学术思想史个案研究之不足；着重分析同一时代、同一问题上不同学人在思想主张和学风倾向上的共性特征,揭示这些特征与时代环境和学术发展趋势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凸显时代和社会因素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影响和作用。本论文以学风转轨为研究视角,将清初孟学——并兼及荀学——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和分析清初孟学研究与学风由“尊德性”到“道问学”转变的内在联系。旨在深化学界对清代学术思想和清初学风转型的认识,揭示宋明到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本论文将考察重点放在清初“道问学”学风的形成过程。这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风起于青萍之末”,“前考证时期”的思想倾向更能透露时代环境的制约性影响怎样“悄而无声”地推动着学术思想的变化,从而使我们更容易把握学风发展的脉络。二、“过程研究”能够凸显学风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有助于克服学风研究中的主观臆断。本论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理学清算运动与清初孟学研究的内在联系。理学清算是清初孟学研究的学术语境,反思理学是清初孟学研究最初的“动力”。“弃虚蹈实”和“辟二氏”作为理学清算运动之两轨构成了清初孟学研究的基本框架,经学附庸和义理阐发则是清初孟学研究的两种思路和方向。在经世、实学之风的影响下,清初诸儒着意挖掘孟子思想中的“实学”内容,自觉地将孟学降为经学的附庸,将孟子诠释成一个“道问学”的君子。同时,清初诸儒以诠释性的语言凸显孟子的实学思想,并藉以表达自己的治学主张,显示出孟学研究的义理探讨路径。清初孟学研究由“虚”而“实”的转变与清初学风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轨过程息息相关。第二、三章,从人性论和情欲论两个焦点问题入手,深入分析不同学人在人性论、情欲论问题上的观点,从而揭示他们共同的学风倾向。对于人性善恶,清初学人给出了不同于理学家的新诠释。清初对人性的讨论出现了由二元论到一元论、由重视主体道德到重视客观知识的转变,这一变化反映了清初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学术路径转向的内在规定性。清初人性论由二元性论转变为一元性论的根本动因就在于清初学风中对“实学”、“实践”、“实行”的追求；由重视主体道德到重视客观知识的转变则反映出孟学研究中荀学思想的渗透。在情欲论上,清初诸儒从两个方面肯定人之情欲：一是以严格的道德自律来把握正当情欲；一是重视外在因素对人之情欲的规约作用。清初情欲论中强调“礼”对现实社会的规范作用是清儒借鉴和吸纳荀子思想的反映,清初情欲论中表现出重视礼学的现象与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转变密切相关。第四章,以清初孟学研究中蕴含的荀学理路为切入点,考察不同学人孟学研究中所隐涵着的具有共同性的荀学特征,并探析此种学术现象与“道问学”学风形成之间的关系。本章重点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分析清初孟学研究中的重“学”表现与荀子《劝学》思想的联系；二是探讨清初孟学研究的重“礼”与荀子重“礼”思想的关系。将“以礼代理”思想作为分析重点,揭示荀学思想已经渗入孟学研究,清初学术方法的转变、清代新义理观的出现以及孟、荀思想在清代学术地位的变化,印证清初学风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轨迹。第五章,以戴震、焦循的孟学研究做结,从戴学精神和戴学方法两个层面来分析以戴震孟学为标志的“道问学”学风的形成,揭示戴震后学对其精神的传承和方法论的补充、完善。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在清初孟学研究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开启了晚清乃至近代诸子学研究的复兴,重新定位了孟、荀思想在清代学术思想中的地位,并最终确立了“道问学”的治学路径。戴震的重知思想、求实的学术研究方法以及求真的研究精神为乾嘉以降学人继承和完善。重知思想上的“去道德化”与重礼思想的“制度化”走向则是时代赋予的新内涵。焦循的《孟子正义》实践着戴震“训诂明而后义理出”的治学方法,并提出“贯通观”以补充、完善之。至此,传统学风由宋明之“尊德性”而清之“道问学”的转轨基本完成,清代学风又即将走上新的发展、演变之路。本论文通过对清初学风转轨视野下孟学研究的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从中发现：清初孟学研究与时代思潮及学风转轨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和高度互动；清初孟学研究的特点和倾向正是学风由“尊德性”而“道问学”转轨的典型例证；子学研究是学风研究的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