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装备研制定价不仅与装备建设息息相关,而且与国民经济和国防科技工作发展密切联系,贯穿于装备建设的全寿命过程。随着现代武器发展要求的转变、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装备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科研与生产相互交叉,现行“成本加成”定价模式与外部运行环境的矛盾凸显,其弊端不断深化。如何利用有限的科研经费,获得性能先进的装备,是我军新形势发展下的重点,因此,开展和加强对武器装备定价模式的研究,对促进我国国防科技体制创新,推进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武器装备研制定价问题进行研究。由于武器装备研制周期长、技术含量大、风险大等多方面的特点,论文将技术风险与价格形成机制相关联,更符合当今武器装备的特点,尤其是高新武器装备的特点。武器装备研制定价机制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军队以及军工企业、承研承制单位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努力,整体推进,才能达到最终目的。首先,本文描述了我国装备定价的现有机制,结合宏观经济环境分析得出研制费用大幅增长的影响原因,着重阐述了现行定价机制对于武器装备研制过程中“拖进度、降性能、涨费用”问题的负激励作用。在对武器装备研制的风险分析中发现,技术风险是造成研制项目超支甚至破产的主要原因。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基于技术成熟度的武器装备研制定价模型的设想。构建基于技术成熟度的定价模型,通过技术成熟度进行分析,确定风险费用,对成本超支范围进行预测,得到一个区间价格。最后,论文在指出国防研制具有特殊性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分析传统的合同设计方式的局限性,根据技术成熟度情况,分类设计利损分担的激励型合同。结果表明,技术成熟度越高的研制项目,承研承制单位应当分担越多的风险,当技术达到一定程度,签订合同价格时,军方可确定最高限价。论文结尾提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