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率不仅是反映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好坏与否的直接指标,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稳定性的间接指标。当前经济面临下行的持续压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任务艰巨,在此背景下,警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持续攀升、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印证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对商业银行健康稳定和积极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本文采用商业银行的季度数据,通过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机构分布等一系列指标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均呈现“双升”趋势;在内部结构方面,相较于次级率和可疑率,不良贷款的损失率所占的比重最小,次级率和可疑率大致相当;在拨备覆盖方面,贷款拨备率与拨备覆盖率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剪刀差”特征。其次,本文采用博弈论模型,从行为主体博弈的视角在理论层面剖析了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通过阐释政府、企业和商业银行三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特征,细分不同场景下可能的行为取向,并通过模型推导得出动态博弈模型的最终均衡解,诠释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涉及三方利益主体的风险博弈,进而从政府、商业银行、企业层面协同研究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因素。再次,本文采用2007-2019年的季度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检验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共同影响因素,涉及宏观经济、政府调控和商业银行三个层面。实证结果表明,在宏观经济层面,经济增长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在政府调控层面,M2增长率显著抑制了不良贷款率,但是公开市场业务并未发挥预期效果;在微观自身层面,贷款结构、拨备覆盖率、收入结构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关系。基于商业银行性质的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以GDP增长率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因素对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影响系数更高;以M2增长率为代表的政府调控因素,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影响更大;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对大型国有控股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程度高于其他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贷款结构和收入结构的正向影响分别在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中更为明显。由此可见,以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部分股份制银行为代表的不良贷款率相对较低的商业银行对宏观经济和政府调控更加敏感;不良贷款率相对较高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自身盈利、成本控制和收入结构优化对自身不良贷款的影响更为明显。最后,在总结全文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从宏观环境制度、微观银行发展和不良资产证券化三个角度分别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提升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改善不良贷款“双高”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