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中的地理空间是一种包含了主观情感体验的构成要素,它与社会的深层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有着密切关联。非裔美国文学呈现出突出的地理书写现象,不同时期的作品有着符合各自时代特点的地理景观。作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非裔作家,托尼.莫里森的文学世界中充满了对美国南部的想象与书写,这种书写与早期非裔文学中逃离南方的地理叙事不同,南方被象征性地塑造为美国黑人文化的贮留地并对黑人群体的身份等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莫里森的南部地理空间书写修正和补充了白人文学对南方地理空间的想象性呈现,集中展现了作家对黑人群体的历史遭遇及其当代困境的思考。莫里森早期小说滋养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历史文化环境,作品将南方地理空间和黑人青年的身体实践与种族身份建构联系起来,造成一种深刻的文化“体验”。《秀拉》中匹斯家三代女性通过个人身体实践打破了界域化空间梅德林的深层权力结构,从不同层面完成了女性的主体性建构。《所罗门之歌》中生活于北方都市的黑人青年由于阶级的变化致使其种族身份和价值观失落,后通过深入南方腹地获得民族文化认同。南方乡村保留了非洲和美洲“在场”的诸多痕迹,虽然闭塞而落后,但完整而鲜活的非裔美国传统文化使该地绽放出勃勃生机。它被象征性地塑造为非裔美国人的精神家园,这为此后的南方地理空间叙事定下基调。“历史三部曲”主要以记忆为手段再现了美国内战前后和南部重建时期非裔美国人获得自由及建立家园的种种努力。《宠儿》中人物对南部种植园“甜蜜之家”的记忆重访确证了他们曾经的奴隶身份,鬼魂则打通了生死界限,将过去带入现在,持续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林间空地”仪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黑人的群体性创伤,但真正的自由之路依旧漫长。叙事揭示出,只有直面奴隶制的伤痛记忆,黑人群体才能够获得某种解放。《天堂》展示了非裔美国人建立家园的渴望及其在南部的种种乌托邦实验。黑文是一个位于西南腹地的封闭黑人村镇,它维持了短暂的前现社会模式;其后继者鲁比卷入了现代化进程,突出的肤色政治和代际转换造成了城镇传统的瓦解;女修道院则提供了一个种族平等融合的政治样板,它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作家关于黑人理想家园的政治设想。20世纪末,全球化现象和民族主义勃兴的背后是经济繁荣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宽松,这造成了政治及文化的多元化面貌,文学创作题材进一步得到拓展。莫里森对该现象的关注散见于她不同时期的创作,作品可以被看作是“超越南方”的文学叙事。《柏油娃娃》着重强调了流动的地域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关系。主人公经历了文化身份的错位、重建,南方小镇也无法改变她“局外人”的命运,最终远赴欧洲,走向身份漫游。《恩惠》出版于奥巴马就职前,小说回溯了美州被殖民时期弗吉尼亚的种族景观并展现了种族主义生产过程。白人移民从欧洲“弃儿”摇身一变成为美洲“主人”,印第安人则成为“本土的背井离乡者”,非洲黑人奴隶被“他者化”。与此相应的法律同时产生,造成了美洲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问题。两部小说依旧涉及到南方地域,同时延续了《所罗门之歌》确立的关于南方想象的基调,但叙事显然超越了对地域本身的执着而趋向更宏大的时代命题。与南方乡村相对的是北方都市,它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莫里森小说中关于都市的引入体现了作家对都市黑人命运的关注。美国黑人的两次移民潮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进入北方城市的黑人面临着价值观的断裂,《爵士乐》再现了这一历史境遇。一方面,以黑人布鲁斯为灵魂的爵士乐融合了突出的时代精神,被塑造成充满情欲面貌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黑人群体的南方经验又赋予了这种艺术形式以严肃而忧伤的美学特质,都市黑人通过它来弥合上述断裂。《家》以战争和种族迫害为题材展现了 20世纪50年代黑人的命运。受到战争创伤和种族迫害的主人公通过南归实现了创伤疗治和自我重塑。南部乡村再次被塑造为当代黑人获得文化救赎的乌托邦。无论是《爵士乐》中对南方乡村的记忆与回望,还是《家》中的返乡,都体现出黑人面对现代社会困境时的一种姿态——回到象征性的南方以获得救赎。可以说,这种地域构想是作家对现代性反思后的选择,也是对早期创作的某种回归。莫里森关于南方的想象性塑造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诉求,它始终与黑人群体的境遇密切相关。虚构的南方一方面用于安放他们在美洲南部的历史,使他们在被压抑的“在场”中获得某种历史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南方被象征性地塑造为非裔美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是他们处理当下困境和未来获得多种政治可能性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