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常州公羊学派喜以经术为政术,康有为更是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把公羊学理论附益上西方“平等”“民权”的政治主张,以之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王先谦、叶德辉等在戊戌年间对此大加批判,但真正从学理上进行评判的,是苏舆撰写的《春秋繁露义证》(以下简称《义证》)。《义证》是清代《春秋繁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取得了比较高的经学成就。是书认为常州学派特别是康有为恣意解经,歪曲董仲舒思想原意,因此力图用严谨矜慎的疏证方法来复原董学真貌。不过,苏舆并没有对常州学派的思想主张一概加以否定,而是尽可能地采纳征引其中某些合理的说法。是书也有博采众长的鲜明经学特色,不论是今文经说还是古文经说,不论是汉学家说还是宋学家说,不论是经书还是纬书,能够对它们进行合理分析,批评扬弃后引为己用。虽然苏氏认为今古经文在义理上有其相通之处,但他所力主的还是公羊家法,但并不全盘照抄。是书还广采当时所能见的各种版本,详勘细对,成为“目前为止校订《春秋繁露》较完善的本子”。《义证》也有着鲜明的礼学色彩。是书认为《春秋》本原于礼,礼是用来评判一切是非好恶的标尺,又认为仁是制礼和行礼的依据。是书还认为礼的作用是节制人的贪欲,当这种节制力失去效用之时,就得采用法律手段来强制干涉,因此,又主张礼、法并行不悖。和康有为《春秋董氏学》里的观点一样,是书也主张改制是天子最大之礼,但是,改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改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苏氏和康氏是针锋相对的。苏氏认为改制的目的只是顺应天命,告诉天下百姓已经改朝换代了,其内容仅仅是变正朔,易服饰,也没有“托古”“素王改制”之说。而康氏认为改制是为了兴民权,立君宪,要变革传统的伦理纲常制度,其内容涉及政治制度的诸多方面。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苏氏只是一个站在康氏对立面的文化守旧分子。在《义证》一书里,也有着比较丰富的变革思想,只是他认为变革应当合于道,适于制,宜于时,从器物层面开始,循序渐进。他的变革思想,从当时历史条件来看,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也相对谨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