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本土制造业企业和劳工集团是主要的利益受损者。随着中美贸易逆差的增加，它们将自身面临的经济困境归咎于中国的汇率政策，希望能通过立法途径改善自身经济状况。在利益集团的推动下，美国国会议员自2003年起频繁提出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保护主义提案，要求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或是对中国商品征收附加税。然而，多年来诸多提案中无一完成立法程序而成为正式法律。鉴于此，本文试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以《2009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的立法过程为例，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本文选取了部门间政治的方法对《2009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的立法政治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立法部门在政治博弈过程中扮演着压力传递者的角色，将产生于利益集团的保护主义压力向行政部门传导；而行政部门则扮演着压力平衡者角色，一方面在国内政治中顶住压力严守政策底线，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中通过“金融外交”途径将保护主义压力向中国转移。通过案例分析，本文认为人民币问题上保护主义提案的失败是立法与行政部门间互动博弈的结果：首先，双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利益目标不同——前者希望向行政部门传达利益集团的要求以谋求竞选连任，而后者希望将压力分散转移以维护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政策底线；其次，二者在政治博弈过程中的关注重点不同，立法部门重过程而轻结果，行政部门重结果而轻过程，因此能够实现利益目标的调和；最后，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之间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存在着基本的默契，双方都明白单边立法可能引发的贸易战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因此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实现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