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基本组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能否融洽和谐,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处理家庭关系的合理原则,即家庭伦理。家庭伦理不仅是调整家庭关系、维系家庭和睦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保障。我国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在长期的传统社会里一直尊奉着由先秦儒家创建的家庭伦理,虽然其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统治者的需要有所损益,甚至修正,但无论是宗旨还是核心内容,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先秦儒家家庭伦理形成于私有制基本确立、国家政治生活开始由“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变、社会道德比较紊乱、以家族本位为特点的父家长婚姻家庭制度环境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创立的仁学,既是“人道”和伦理规范的重要范畴,也是对人提出的最高道德标准、人格追求和精神境界,因此,也就成为家庭伦理的基础与核心。由仁又衍生出仁者爱人、亲亲为大、忠恕待人、克己复礼、以孝为重等家庭伦理的指导思想。家庭虽小,但关系复杂,其中夫妇关系、亲子关系、长幼关系、婆媳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主要的四个方面,其他家庭关系,如叔侄关系、妯娌关系以及隔代关系等,都可以归结到这些关系之中。与上述四种主要家庭关系相对应,先秦儒家设计了夫义妇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姑慈妇听的家庭伦理体系,成为约束家庭成员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与规范。研究发现,在这四种主要家庭伦理关系中,还是含有某种程度的平等思想的,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而且夫义、父慈、兄友、姑慈在前,妇从、子孝、弟恭、妇听在后的概括性表述,还显示出先秦儒家对在上者、位尊者、年长者的要求在先,对在下者、位卑者、年幼者的要求在后,这种概括还是符合逻辑和事实的。论文也对先秦儒家在家庭伦理关系中确立的性别关系中重男轻女和男尊女卑、婚姻缔结中“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夫妇关系中“男主外,女主内”和“男主女从”、亲子关系中“以色事亲”和“无改于父道”、长幼关系中“长兄如父”和“父死从兄”等消极因素和畸形观念作出了分析。受先秦时期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影响,先秦儒家家庭伦理带有明显的与血缘关系相联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家庭本位、亲情至上、等级差序、男尊女卑、家国一体等方面。家庭本位的家庭伦理,对于维系传统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稳定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个体被埋没在家庭之中,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家庭和宗族利益,在强化群体意识的同时,也就淡化甚至泯灭了个人价值,对个性的形成和个体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计的消极影响。亲情至上和等级差序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的自然关系而形成的伦理规范,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容易产生情与法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男尊女卑的观念完全是与当时的男权文化和以男系为中心的家庭制度相适应的,体现的是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家国一体的思想既为消除忠孝矛盾找到了合理性根据,也是家庭伦理直接推及社会的理论基础。先秦儒家家庭伦理既不是亘古不变的永恒真理,也不是毫无价值的一团糟粕。在我国当代所面临的社会转型以及家庭伦理再建构过程中,应当根据文化的传承性特点和特殊的文化国情,采取古为今用的科学态度,对我国文化源头的先秦儒家家庭伦理作出系统的梳理,经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深度加工,挖掘其符合人性的丰富内涵和仍然具有现代价值的核心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构建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和伦理参照。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我国当代社会家庭伦理关系趋于简单、家庭伦理关系趋于平等和民主、家庭伦理关系轴心由亲子向夫妻以及由父母向子女转移等特点,正确认识家庭生活中所出现的独生子女负担与尽孝的矛盾、个人本位与家庭责任的矛盾、婚姻自由与离婚率上升的矛盾、重物质与轻精神的矛盾等突出问题,充分挖掘先秦儒家家庭伦理中的积极因素,使其能够在解决现实家庭矛盾和问题、应对“银色浪潮”冲击、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