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政府向准官办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合同治理可以分为正式治理和关系治理。正式治理就是基于正式性规则的治理;而关系治理是基于关系性规则的治理。二者在治理基础、组织间信任、政社嵌入程度和运作机制上存在差异。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的许多学者都强调了正式合同对于政府购买服务效率和质量的重要作用。对于民间社会组织而言,推行基于公平、公开和透明的正式治理较为容易。而社会化转型后的准官办社会组织因其特殊背景和政治资源优势使得合同治理依然难以摆脱关系治理的惯性。对于政府向准官办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合同治理应该是正式治理还是关系治理的问题,学术界有“替代论”和“互补论”之争。“替代论”认为二者非此即彼,“互补论”认为二者相辅相成。而本研究认为,政府向准官办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合同治理应该是正式治理和关系治理的协同。换言之,单一地强调正式治理或者关系治理是不现实的。二者也不是简单的替代或者互补关系。基于此,为了回答现阶段政府在向准官办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时二者是如何进行的合同治理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了G省规模较大、较为典型的准官办社会组织——G省D社会组织为观察对象,并从项目准备、项目运行和项目验收三个阶段具体分析政府购买其服务过程中的合同治理特征。在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证实了政府向准官办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过程中的合同治理是正式治理和关系治理的协同:第一,正式治理与关系治理的替代与互补关系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合同阶段中,二者的组合形式不同。组合形式可以是强替代弱互补或者强互补弱替代。第二,正式治理和关系治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项目实际需要进行转换。合同治理机制的转化既可以是政府推动的也可以是准官办社会组织推动的。最后,笔者根据研究中发现的在政府向准官办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合同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正式治理和关系治理的协调问题、政府和准官办社会组织的政社嵌入程度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