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份极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报纸,自创办以来,《南方周末》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型。每一次转型既是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呼应,同时也在推动着时代的发展。新世纪以来,《南方周末》的第三次转型在公民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循序铺展,这次转型既是时代的产物,也势必对时代的进程产生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本论文采纳传播“仪式观”的研究范式,沿着建构主义的研究路径,分析与探寻《南方周末》第三次转型后报纸文本呈现中的框架选择与意义建构。论文以文本分析与个案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南方周末》第三次转型以来的重大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报道为典型案例,包括“汶川地震”报道、“差异事件”报道(包括“许霆案”、“马加爵案”、“邱兴华案”)和策划类报道(包括时政新闻策划、“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策划”、“南方周末年度人物评选策划”)。通过对《南方周末》典型报道文本的框架选择与意义建构的分析,论文强调,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不仅在反映现实,更在于解释现实、建构现实——起码在受众社会认知层面建构着一种“现实图景”。作为一份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通过报道框架的选择与意义赋予,《南方周末》在主客观上都在建构着一个现代社会型态——公民社会,大众传媒对现实的“虚拟建构”也势必转化为现实力量,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与行为,从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与公民社会的建构。在传播“仪式观”思想的提出者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看来,传播学研究的着力点不应局限于传播对社会空间的拓展,更应强调在时问维度上传播对社会共同体的维系。基于凯瑞的观点,论文强调了第三次转型后的《南方周末》在建构“社会共同体”方面的作用与意义。在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利益分歧不断显现、社会稳定存在隐患的时代背景下,《南方周末》联结公众、凝聚社会、建构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无疑具有正面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