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早在“十一五”规划中就把降低单位GDP能耗(吨标准煤/GDP)作为经济发展中的约束性指标,在“十三五”规划中,我国政府提出对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消耗强度实施“双控”行动,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不得超过50亿吨标准煤,与2015年相比,单位GDP能耗要下降15%。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减少能源消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目标的坚定性和迫切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解决能源供求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为了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现有学者研究了产业升级、能源结构、技术进步、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而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已经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外开放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变得日益重要,对外开放对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也是复杂多样的,而在对外开放中起关键决定作用的汇率,是否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对能源利用效率产生影响?自2005年人民币汇改以来,汇率与能源利用效率的关系是怎样的?汇率的波动是否通过间接路径作用于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如果是,会通过哪些路径以及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在理论上,本文分析了汇率作用下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现阶段我国汇率波动与能源利用效率的关系,并探究了实际汇率影响能源消耗的作用机制,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本文研究的三个假设;在现状上,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变动并从国家层面、地区层面和不同国家间的比较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能源消费和能源利用效率的现状;在实证上,考虑到不同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同、贸易往来国不同、进出口额存在差异,所以不同省份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存在差异,不能简单地运用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代替,为了实证结果更有意义,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实际有效汇率指数通过双边贸易模型测算得到。在地区层面的现状分析中,得到了能源利用效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故在实证上,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部,基于2005-2017年我国28个省份的数据在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分别进行实证,分析实际汇率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以及作用效果,并从资本和劳动力两个方面实证研究实际汇率作用能源利用效率的路径,在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提出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在国家层面,现阶段实际有效汇率与单位GDP能耗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即现阶段实际汇率上升(人民币升值)将提高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在区域层面,实证结果得到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实际汇率的上升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西部地区的实际有效汇率与能源利用效率无显著关系;从长期来看,实际汇率与能源利用效率呈正U型,表明两者呈非线性关系;中介效应实证结果显示,OFDI、FDI以及劳动生产率是汇率作用于能源利用效率的路径。除此之外,本文还研究了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城镇化水平等控制变量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程度,因地制宜地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