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构成,服务业是战略性产业,它的发展状况体现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我国服务业占GDP份额在2015年就突破了 50%,我国已步入服务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鲍莫尔“成本病”理论认为,受服务业低效率高成本的影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份额的增长会造成经济的低速增长。从近几年我国的GDP与服务业占比的数字来看,我国也面临着“成本病”的困扰。但是,我国的服务经济转型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服务经济转型在背景和发展路径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这其中互联网与数字技术迅速发展对数字经济的萌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信息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技术是其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现代信息网络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引起了经济结构的巨变。第一,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渗透于经济活动中的每个细节,通过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数字化地改造了支付手段、信息交流方式以及信用体系,提高了支付、信息交流以及资产配置等经济活动的效率。第二,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的存量经济模式,通过对产品与服务数字化的改造,逐渐提高经济要素的流动性,实现供需的精准匹配。第三,数字经济与各产业的跨界融合、产业整合与协同创新实现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并且长尾效应显著。服务业先天就具有产业数字化的潜质,其物理资产较轻,哑终端少,便于数字化改造,而且很多企业还都是在PC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发展起来的,数字化具有比较优势。在数字经济的影响下,新的生产要素、新的服务业态与新的产业结构不断蔓延到服务业的各个领域并改变着服务业内部的结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数字经济与服务业的融合会驱动第三产业结构的提升,避免经济发展“成本病”的困境。首先,数字经济时代彻底改变了传统经济理论体系中“同步性”、“不可存储”以及“不可贸易性”的服务业,使服务业可以存储在有形物体之中,与其他商品一样可以进行交易。现代信息网络是人类所发明的处理信息成本最低的基础设施,以此为载体的数字经济集合数字技术,利用其自身优势打破了信息交流的阻碍,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促进服务业结构转型的道路上,数字经济能够快速实现供给与销售及消费的对接,将“共享”发挥到新的极致,实现技术、知识及信息等一系列生产、销售、需求信息的零时差获取,提高专业水平。正是由于数字经济对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极大改变与冲击,推进服务业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服务业不同子行业对现代信息网络与数字技术吸收转化的效率不同,造成服务业内部各行业间的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逐渐扩大,生产要素向劳动生产率高的行业倾斜,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现象加剧,行业之间摩擦增大,服务业结构失衡。其次,数字经济以资本积累、消费需求以及科技创新为传导机制,对服务业的结构变动产生影响。第一,数字经济推动了数据商品化,以平台经济等方式实现数字资本与传统资本的结合,提高了资本的配置效率,推动了资本积累向投资转化;第二,数字经济以创新的平台经济和分享经济改变传统的服务模式促进个性化消费,通过扩大“利基市场”刺激消费需求,并以数字化的支付手段激发消费活力;第三,数字经济提高了技术流动效率,缓解了企业自主创新的资本约束,使企业实现了技术的自主创新与消化吸收的再创新。而资本积累是支撑产业优化的强大力量,消费需求的增加带动需求端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提高了技术创新与劳动生产率。因此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在提高服务业效率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服务业结构失衡;同时加深资本积累、拉动消费需求以及促进科技创新的共同作用才能优化服务业的结构。二十世纪末,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改变了各国经济发展的方式。结合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服务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已成为影响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下,研究数字经济与服务业结构的关系是思考如何通过数字经济实现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优化服务业结构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数字经济为切入点,从理论角度研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这对于我国从全局角度规划数字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1）提出本文的研究主题“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作用机制”,阐述研究意义。梳理现代产业结构变动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数字经济相关理论,回顾相关研究文献的进展,梳理了数字经济的概念与特点,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变动的作用机制和驱动路径。（2）将数字经济的软件与硬件资本存量纳入指标体系,以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各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其特征;使用泰尔指数倒数的对数值作为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代理变量,用各产业份额与劳动生产率的乘积加权值和有效结构变化指数作为服务业结构高度化的代理变量,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视角分析我国服务业结构现状,奠定后文研究基础。（3）以动态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作为研究工具,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动态效应和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将省市区按区域类型分类,检验我国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变动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并尝试性地分析数字经济是否扩大了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进而导致服务业结构失衡,造成合理化水平下降。（4）结合本文的实证结果,提出以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可能拓展的方面进行了展望。本文的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如下:（1）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表明,我国数字经济不断提高,且预期良好;但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东部沿海地区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水平也领先于其他地区,“数字鸿沟”显著存在;同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降低的发展趋势,且仍有部分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当落后,我国“数字鸿沟”有加深的趋势。（2）动态面板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我国服务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服务业结构的高度化有促进作用;其次,分地区考察,数字经济对我国中西部地区服务业结构合理化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对该地区结构高度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它对东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并且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我国全地区的有效结构变化,且对东部地区的推动作用更大;第三,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但同时扩大了二者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对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作用更大,劳动生产率更高的服务业会吸引包括劳动力和资本等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聚集,导致整体服务业结构失衡,造成结构的合理化水平降低。但总体来说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服务业进步及效率的提高。在服务业结构的调整中,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聚集优化各类要素资源的优势,加快新旧发展动能和生产体系的转换,加深生活性服务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以此缩小与生活性服务业的差距,也是优化服务业结构的有效手段。（3）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结构变动的传导路径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数字经济通过拉动消费需求、加深资本积累以及促进科技创新可以有效推动服务结构的优化升级。具体来说,数字经济通过拉动消费需求和加深资本积累能够提高服务业结构的高度化水平,并促进其有效结构变动;通过促进科技创新能够提高服务业结构的高度化水平,虽然会降低服务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但长远来看,科技创新的促进会优化服务业结构。本文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大落后地区数字经济的建设,填补“数字鸿沟”。大力推进现代网络的“提速降费”,降低服务业交易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平衡中、东、西部地区数字建设。第二,以数字经济为依托,统筹协调区域发展。因势利导制定政策,东部地区应该以加强两化融合为重点,中西部地区可以把重点放在基础建设上,释放比较优势,注重远程市场的开拓。第三,充分发挥中介作用,多项举措优化服务业结构。加强内需培养,以消费促转型;以数字普惠金融等为手段加深资本积累;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尽快攻克“卡脖子”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