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仁美学思想主要由文艺美学论、审美教育论和生态美学论构成,而一以贯之的红线则是存在论美学。在文艺美学论中,曾繁仁论述了文艺美学的生成语境,并将其定性为新兴人文学科;他以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理论出发点,使该学科具有了独立的学术品格和强烈的时代感,既使艺术回归审美,又促进了该学科与当下文艺现实的联系;曾繁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为指导,以审美经验现象学为方法,阐发了经验与实践、经验与主体、经验与想象、经验与表现、经验与快感、经验与接受、经验与心理学、经验与真理、经验与对象的关系;曾繁仁的审美经验现象学方法具有审美态度的改变性、审美知觉的构成性、审美想象的填补性和审美价值的形上性四个特征;面对新时期以来中西文论的碰撞与对话,曾繁仁建言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南,结合中国的文艺现实,在综合比较古今中外文论的基础上去粗存精,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论。在审美教育论中,曾繁仁一反学界的美育附属论、形象教育论和全人教育论,将美育的本质定位为和谐美育论,其审美教育之“情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情感,而是“审美情感”;曾繁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美育本质观,其美育本质观不是抽象的情感教育,而是特有情感判断力的培养;他从人类文化结构的层面上论述了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的互补共生的关系,并通过对宗教的、伦理的和审美的生活方式的考察,断言美育具有取代宗教的资格与现实性;在曾繁仁看来,美育的根本任务不是培养专业艺术家,而是培养一种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生活艺术家;他结合当代脑科学的成果,论证了美育的情商培养作用和中和协调的社会文化功能;在美育实施的指导思想上,曾繁仁持有机整体教育观,主张将审美教育工程放在整个社会教育工程系统中来实施,并从当代信息学的角度论证了审美教育的流程规律;在美育实施途径上,曾繁仁认为艺术教育最为切实可行,并从艺术教育的组织保障、课程设置、教材及教师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在曾繁仁看来,美育的实施目标是审美力的培养与情操的培育,审美力的培养从客观方面来说要选择优秀的审美对象,从主观方面来说要确立受教育者健康的审美态度,曾繁仁也看到了审美力的中性,主张在培育审美力的同时培养情操;曾繁仁将美育定位为一门特殊的人文学科,并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解决了这门学科中存在的智性与非智性、考评与不可考评、阶段性与终身性的矛盾;在美育的研究方法上,曾繁仁坚持多纬度的、阐释的和具有明显价值取向的“人学”的研究方法。在生态美学论中,曾繁仁阐述了生态美学的生成背景,认为生态美学是在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以及生态批评的推波助澜背景中产生的;他挖掘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元素:马克思的唯物实践观中包含有浓郁的生态审美意识,“异化的扬弃”中包含有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思想,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中蕴含有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哲学纬度;曾繁仁站在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基点之上,吸收了西方环境美学家约·瑟帕玛、艾伦·卡尔松、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和阿诺德·伯林特的理论滋养,特别是海德格尔在哲学观、语言观和审美观上的生态思想,从而创造了具有“中国气派”的生态美学;他系统梳理了中国的生态美学资源,诸如儒家的“仁者爱人”、《周易》的“生生为易”、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佛家的“众生平等”等;在曾繁仁看来,生态美学是一种生态存在论哲学观,它包含着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并蕴含有对自然部分“返魅”的重要内涵;曾繁仁将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为生态系统的美,并主张以生态现象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他系统梳理了“生态审美本性”、“诗意地栖居”、“四方游戏说”、“家园意识”、“场所意识”、“参与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审美教育”等生态美学范畴;对于生态美学的学科建设,曾繁仁主张将其作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兴学科来看待,将其哲学基础牢牢奠定在生态存在论哲学观之上;在曾繁仁看来,生态美学不同于西方的环境美学,这种不同表现在时代文化背景、字意学的含义和美学内涵上;对于生态美学的未来发展,曾繁仁主张走“全球视野、世界资源与中国经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