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向中国的传播,是世界文明交往历史上独特的现象。佛教的发源地在印度,而佛教最终却融合于其他文明,主要保留在东南亚及东亚诸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向中国的传播,是古代中国与外来文化之间,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刻的一次交往,是唯一以和平的、渐进的方式深入社会各阶层的一次广泛而深入的交往。本文从佛教向中国传播的两个典型个案的比较研究入手,旨在讨论早期佛教入华的阶段性和规律性,以更深入的讨论早期佛教入华过程的历史特点。时间线索方面,本文主要讨论汉魏两晋及南北朝早期的佛教入华问题。因传教个案形成比较的需要,分为西晋前和西晋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以竺法护传教作为研究对象,后一个时期以鸠摩罗什传教作为研究对象,从两个时期的比较中,呈现佛教入华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就传法个体活动的时间问题,本文划分入华前时期和入华后时期两个阶段。入华前,是传法主体在域外的成长与求学过程,对应着域外文化的承传;入华后,是传教主体在中原的译经传教过程,对应着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空间线索方面,本文从文化传播的地域性角度入手进行讨论,划分出域外地区、文化传播的中间地带、中原地区三个文化地域。域外地区,指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以及佛教繁荣的中亚地区;文化传播的中间地带,指佛教从中国丝绸之路的西端入口(葱岭以东诸国,如:疏勒、龟兹等)向中原传播所经过的河西走廊文化带(敦煌、酒泉、凉州等);中原地区,主要指早期佛教传扬较活跃的中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地,即长安和洛阳。通过研究传法主体在域外地区的求学历程,反映印度和中亚在佛教入华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和意义;通过研究传法主体在河西走廊的入华历程,反映敦煌、河西在中印文化交往中的文化中间地带意义;通过对长安在佛教入华过程中特殊的地区意义的研究,反映长安在早期中国佛教发展中的作用。本文以上述时间和空间上的线索为前提,通过竺法护和鸠摩罗什两个典型传教个案的讨论说明问题。在研究的方法上,采取个案突破为前提,从而形成对比,进一步在比较中说明问题的手法。分别就各自故土的社会文化、成长经历、求学历程、入华历程、在华活动等方面,进一步多层次展开讨论,多角度深入分析。从相同性、差异性和相关性三个方面入手进行研究,探索域外僧人入华传教的特点与规律,从中反映早期佛教入华进程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