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见义勇为作为我国的传统美德不断地被立法和道德所颂扬,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助人情怀,也有舍己为人的无私精神。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突飞猛进,我国思想道德建设已落后于物质文明建设,出现了金钱至上主义,当前的道德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见义勇为行为无疑是当今利己主义所充斥的社会中的一道曙光,但见义勇为者在实施救助行为后所面临的不仅仅来自社会的赞扬和奖励,很多时候随之而来的是许许多多的困扰,如见义勇为反被诬陷后面临着巨额的赔偿,又或是见义勇为后所带来的损害无人赔偿,导致流血又流泪。加之大众媒体对于这种负面行为大肆报道,致使在见义勇为前人人自危,从最开始的犹豫到最后的视而不见。如何消解这种见义勇为的困境这不仅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同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17年《民法总则》确立了见义勇为条款,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法治社会正义的功能,但也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后2021年生效的《民法典》未做任何修改完全沿用该条款,因此民法典时代仍需直面过去所产生的问题。通过对比和总结国内外规制见义勇为中民事责任的法治进程,结合我国各省份规定不一的地方性立法,不难看出我国见义勇为中的民事责任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一是立法上存在许多问题。各地方关于见义勇为的保护立法差异性较大,不仅对于见义勇为的认定主体规定各不相同,还对行为能否构成见义勇为也各有规定,有的要求表现突出,有的则要求行为合法;见义勇为通常被认为是无因管理的一种,而无因管理中管理人享受必要费用请求权,但《民法典》的见义勇为条款却缺少相关规定;部分地方立法规定国家在补偿见义勇为者后,享有事后追偿权,但无任何条文规定受益人在补偿后享有事后追偿权,容易导致真正的责任人逃脱担责;《民法典》184条规定见义勇为者完全免责容易导致实质的非正义。二是司法实践中关于见义勇为存在许多问题。如见义勇为后反被诬陷为侵权,这是导致公民见义不为的直接原因;再如《民法典》183条规定受益人适当补偿,但在司法实践中没有任何规范作用;且对于见义勇为者损害的救济存在多种承担方式时,没有规定先后顺序,导致责任承担体系混乱。基于此,我国应完善见义勇为的立法体系,统一各地方立法,确立见义勇为者同样享有必要费用请求权,完善相关主体的事后追偿权,不仅包括国家对于侵权人或受益人的追偿权,还包括受益人对侵权人的追偿权,细化见义勇为者的免责事由,加大其行为时的注意义务。还应保障司法实践中民事责任的合理承担,加大对诬陷者的民事责任,细化《民法典》183条受益人适当补偿的标准,合理分配见义勇为者、受益人以及侵权人责任的承担,以及建立多元化的责任承担机制,避免见义勇为者的损害得不到救济。只有建立统一的体系才能保证见义勇为行为中法治与道德的双重建设,使见义勇为继续作为一种优良的传统美德继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