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法是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科学史内史路径着眼于历法在天文学意义上的科学贡献及其演进。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古人使用历法推步闰朔、节气的终极产品——历书（俗称历日）。本文借鉴人类学的研究视角，通过考察“曆的歷程”，即历书的制造、颁发、使用和产生影响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涉及的各方面因素，从而进行微观社会情境研究。朝廷颁历授时，是一种国家行为，具有重要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意义。颁历制度是传统礼仪文明的重要方面，对其考察有助于今人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传统。本文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便利条件，同时注重使用历书实物，采取“曆、史互证”的方法，更进一步体验历史情境。在研究视野上，本文选取双重维度展开，纵向长时段俯瞰，以明代为中心，又不局限于明代，上溯至唐宋，兼及清代。横向以颁历制度为中心，涉及王朝礼仪制度、对外交往，社会风俗、经济民生等多方面。第一章基于历书实物，考察朝廷颁历所授之“时”的性质。第一节首次对历日纪年表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介绍历日纪年表的渊源与政治涵义，以及对明代追改纪年、改元更化两种情况若干典型例证的分析，阐述了朝廷颁历以年号纪年制度来彰显帝王统序的意义。第二节首次对历书中的昼夜时刻制度进行了系统探索，揭示出土木之变与明代《大统历》昼夜时刻变更的社会关联，并进一步以更为全面的角度审视昼夜时刻问题，指出它在历书中的编排遵循着特定的规律。第三节提出对“颁正朔”范畴的认识不应局限于闰朔、节气等，前人认为颁历是颁发“时间节律”，不能全面涵盖其意义，因此将其释为颁发官方法定时间制度更为允洽。历书可谓是官方所定关于时间制度的法定文件。最后，本章进一步阐释了朝廷垄断颁历权问题，指出此举对保证官方法定时间制度实施的意义。第二章研究明代每年例行的颁历仪式，展现出颁历制度在国家礼制体系中的具体表征。本章首先考察了明初仪式的形成过程，并厘清了它与前代进历、颁朔礼仪的承袭关系。然后对明代进历、颁历仪式进行了环节划分，洪武初制包含四个步骤，而洪武定制有九个步骤，在对比内容、分析细节的基础上，提出了仪式变迁对于强化皇权统治的意义。本章还阐述了颁历仪式在传统礼制中的“嘉礼”性质，指出它在明代政治生活中体现君臣互动关系的重要功能。第三章探索明代针对不同人士的颁历问题，反映出颁历制度与封藩制度之间的微妙关系。本章首先对存世的明代《大统历》种类进行辨定，归纳其形制特征，指出这些大统历日有两种：王历——颁给亲藩阶层，民历——颁给普通官民。本章又以《大统历》历注制度为切入点，分析了元明之际历注内容的发展演进特征，从而揭示出洪武封藩的等级秩序理念向颁历制度的渗透，并在此基础上对王历、民历的形制差异进行了诠释。本章还探讨了永乐朝钦定《壬遁历》历注、颁赐王府历日方式的简化、受赐王历对象的扩张等问题，从而解读出有明一代亲藩阶层地位变迁的重要侧面。第四章讨论明代对藩属国朝鲜的颁历事宜，体现出明朝履行宗主国权力的重要方面。明朝对朝鲜的颁历关系，始自洪武初，后因两国关系变动，到永乐初才形成定制：每年颁给王历一本，民历一百本。明朝对朝鲜颁历有两种形式，一般是由朝鲜使节兼行奉咨向礼部请历，偶尔明朝也会遣使颁历。朝鲜在遵奉明朝正朔的同时，国内仍自制历日敷用，存在二历并行的局面，因此该国常须审慎面对明使，谨防明廷发现此事，有些情况下，所造小历甚至流传回中国。明廷颁降之《大统历》在朝鲜国历政中具有重要地位，李朝君臣常据之考校本国历日正误，并据之择吉行事，还据之增削本国历注。最后，本章揭示出明朝对朝鲜颁历在清代的后续影响。第五章关注明代普通官民的历书供应情况以及财政问题，从中折射出颁历制度与国家赋役体系以及社会文化的多面关系。宋元以来，官方施行历日专卖制度。明太祖免除历日工本费用，印历用料从贡赋路径征敛，先为实物，后改征折色银。本章着重介绍了明代的送历风俗，指出官颁历日已经成为一种紧俏物资，由特权阶层垄断支配，故分发不均的现象相当严重，获赠历日较多者常私下出售，而普通民众却是一历难求。明初采用区域颁历体制供应全体臣民历日，而宣德十年朝廷大幅削减钦天监印历数额，造成直隶地区供应不足，又导致了各布政司历日大规模向中央流动，即“官历私运”，极大扰乱了原有的供应体制，黑市交易大行其道，产生了种种社会怪象。明廷在嘉靖七年采取相应对策——“官历官运”，此举又逐渐演变成为朝廷的敛财手段，最终被革除。明中后期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历日供应问题。最后，本章从制度设计层面审视明代的历书发行问题，通过对生产、分配两个关键要素的分析，指出其运作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根源所在。第六章结论，是在前面论述基础上的进一步探析。首先，尝试从科学与社会生活的维度审视颁历的意义，认为历法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途径，应该是颁历制度及相关文化语境。其次，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审视颁历制度的意义，将朝廷制历、颁历之举解读为大共同体制定规则、推行秩序的行为，从而提出颁历既是国家体现权威，控制基层社会的重要方式；也是国家履行管理职责，向社会提供公共秩序的显著表征。最后总结出明朝颁历制度的发展特征：从洪武初建时期的理想主义特色，到后世诸朝在祖制基础上、有限程度趋于实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