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作为传递经验最直接的手段,在文学,尤其是诗歌中的运用十分常见。意象不仅具有其文化语境中的隐含意,可以传递文外互文性,同时也可以作为文内互文性的载体。这在《红楼梦》的《金陵十二钗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同的意象翻译策略会给互文性带来不同的变化。译者在意象翻译方法上的差异,会导致互文性强弱以及种类的变更,并对译本的可读性造成强烈的影响。本文从互文性的视角,通过对《红楼梦》的霍金斯译本和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中《金陵十二钗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曲》翻译的比较,对诗歌意象的翻译进行探讨。本文主要分析了两个译本中存在的翻译策略差异和互文性差异,以及不同意象翻译策略对译文互文性造成的影响。同霍金斯相比,杨宪益、戴乃迭作为母语为源语言的译者,更多地采取了保留意象及部分保留意象的策略。而霍金斯作为母语为目的语言的译者,更多地采取了变更意象及省略意象的策略。霍金斯译本中的互文性同原文更加接近,这一译本也具有着更强的可读性。本文同时通过上述比较研究提出,在翻译意象时,译者不仅要采取合理的具体策略,还需要同作者建立巴赫金式的“对话”,在互文性的观照下对经验进行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