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刑法学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也是世界各国的刑法学家们最热衷研究的传统问题之一。前苏联一位权威法学家特拉伊宁说过:“刑法理论中最复杂的学说就是共同犯罪。”早在中国古代,共同犯罪制度就被当时上位统治者高度重视。关于共同犯罪的罪名记载也可追溯到秦朝以前,尽管当时只是对一些具体的罪名简单描述,但这也是该罪名成为刑法学历史重要概念的开端。经历数个朝代的更迭,并随着古代律法的不断完善,共同犯罪的规定也越来越细致。在共同犯罪领域,学界从多个研究进路对该问题展开了多角度分析,理论观点较为全面。但是,关于古代共犯与身份制度这一领域的研究却鲜有涉足。身份跟刑法所具有的密切关系在古代社会的家国文化中已经有所体现,我国古代推崇家族本位,对尊卑长幼的等级制度管理也十分严格,而身份等级体现在共同犯罪里,就是有身份者和无身份者会因身份的不同有不同处罚。即使他们在共犯中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也会因身份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对我国古代法律进行研究后可以发现,古代共犯与身份制度主要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和成熟四个时期。古代最常见的身份共犯就是家人身份共犯。古代社会通常一个家族生活在一起,会有一个辈分最尊的男性来担任家长,古代对家人身份共犯的处罚主要以“止坐尊长”为原则。除此之外,还有主奴身份共犯和官员身份共犯两种常见类型。相对于家人身份共犯,主奴身份共犯的相关规定受到身份关系影响较小,一般都是按具体情况区分首从来定罪处罚。而官员身份共犯主要分为官民共犯和官人共犯两种类型,官民共犯一般以该主守官员为首犯,而各级官员之间共犯罪会根据不同情形区分首从再定罪处罚,并且严厉打击各级官员之间相互勾结。本文通过研究几类不同的身份共犯在古代刑法中是如何定罪量刑的,从而深入了解古代共犯与身份的相关制度。基于古代刑法实践的智慧与经验提炼适合于当代法治社会的刑法学意义。这不仅可以更好地完善现今的法律制度,也可以为刑法共同犯罪问题的研究打开新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