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分为四章对南唐诗进行论述。第一章是南唐诗综论，论述南唐的政治局势及其对诗坛的影响、南唐诗的总特征及其对宋初诗坛的影响；第二章论述“白体”诗人的创作；第三章论述“贾岛体”诗人的创作；第四章论述“温李体”诗人的创作。在论述各体诗人的创作时，又采取先综论、后分论的方法。全文约120000多字。在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北方的战乱频仍、动荡不安，朝代更迭频繁，使得一些士人到南方去谋求生路。在南方各国中，南唐与西蜀两国较为富庶、稳定，而南唐的三位君主烈祖李昪、嗣主李璟、后主李煜又都优礼文士，对其来者不拒，委以官职，特别是烈祖李昪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本国文化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诸如倡导儒风、兴办教育、科举取士、重用文士等。南唐诗歌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李璟、李煜又都风流儒雅、喜好作诗填词，尤其是后主李煜于诗、词、音乐、书法、绘画皆精，如宋太祖赵匡胤所云“真乃一翰林学士”。由此导致了“物以类聚”，大批北方的和当地的文人学士为其所用，并受其影响，以作诗作文为事业，遂造成了南唐诗坛在整个五代十国之中最为繁荣的局面。虽然南唐在三代君王历经39年的统治中局势相对稳定，诗坛较为繁荣，诗人多，诗作多，流派亦多，然而，由于南唐偏安一隅，不思进取，不接受士人们“长驱以定中原”的建议，严重挫伤了士人们的进取之心，加之朝廷内部南北两党的派系斗争激烈，互相争权夺利，排斥异己，士人们为全身远祸，纷纷远离权力中心，或辞官隐居，或苟且偷生，不问世事。到了李璟统治时期，渐兴战事，攻闽伐楚，空耗国力，与后周一战，尽割江北之地，划江而治，奉周正朔，向其进贡；到了李煜统治时期，则完全成了北周与北宋的附庸，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在这种局势下，南唐的诗人们看到南唐统治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现实，并由此普遍地感到了理想的幻灭、前景的黯淡，进而产生出一种消极避世、苟且偷安、不思进取、悲观厌世的心态(当然，亦有个别的积极进取者，如潘佑、李平等人)，效忠国家，建功立业的人格亦开始蜕变，有的变为明哲保身、及时享乐、醉生梦死的偷生者；有的则由着眼于外部的事功转向于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对现实的叹惋，以及对闲适生活和心情的描摹。诗人的这种心态和人格反映到诗作上，由此形成“白体”诗人；有的潦倒不遇诗人则抒写的全是内心世界的忧郁凄凉感受，侧重于寒狭物象的描写，诗的格调便呈现出一种低沉衰微的倾向，由此而形成“贾岛体”诗人；而另一些达官显宦及朝廷君主则沉溺于风花雪月之中，以艳词丽句去描摹景物和女性，或以此娱情，或表达哀愁，由此而形成“温李体”诗人。由于诗人们的视野狭窄，也导致了诗歌主题的偏狭和格调的卑弱，所咏之物无非是四时风物、应酬赠答、怀古伤己和身边琐屑之事。在上述诗人中，追求平淡的意境是一种倾向，有的则倾向于浮艳，而另一类诗人则在抒情时追求一种自然与细腻的风格，这是诗人们共同的特点。南唐诗坛的两大流派——“宗白”诗派和“宗贾岛”诗派上承晚唐的“宗白”、“宗贾岛”诗风，苦吟诗人和平淡诗风下启北宋初诗坛的苦吟诗风和恬淡诗风，为之先导。特别是诗人徐铉，他由南唐入宋，直接把平淡诗风带到了北宋，对北宋初的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南唐诗又有着承上与启下的作用。南唐诗人有三大流派，其主题取向与艺术风格各有不同。“白体”诗人主要师法白居易的闲适诗，抒写个人的闲情逸致，或赏花饮酒，优哉游哉；或往来应答，倾诉友情；或崇仙慕道，企求超脱。这一类闲适诗有着通俗浅近、平淡流易的风格，如李建勋、沈彬等人的诗；另一类“白体”诗则学白居易的感伤诗，抒写家国之忧、身世之悲，抒写怀才不遇、有志不骋的忧患人生。此类诗不但清新典雅，而且如白居易的“其辞质而径”、“其体顺而肆”，率意而成，毫无雕琢之感，如徐铉、郑文宝等诗人。第二大流派则是“贾岛”派，这些宗贾岛诗人既有仕宦者，也有隐逸者，他们之所以追宗贾岛，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孤寂落寞的人生与贾岛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也因为其和贾岛有着相同的诗歌艺术追求。他们的诗作由于其经历不同，其主题取向和风格特点又各有差异。其代表诗人是左偃、廖凝、李中、孟宾于等人，他们的诗作主题偏狭，视界不广，效贾岛的寻章觅句、刻意苦吟、求变入僻，其题材取向多为忧郁情怀的抒写、自然风物的描摹和怀古伤今的忧思；其艺术追求则是清幽凄冷的诗境和瘦硬涩僻的风格。第三大流派是“温李体”诗派，代表诗人为李煜、张佖、成彦雄、李璟、冯延巳等人，此派诗人由于他们的生活经历、自身素养和创作目的不同，其诗风亦显示出明显的差异。他们有的以娱乐为目的，以华丽的词藻去描摹场面的煊赫气派与富丽堂皇，或刻画女性美，如李璟、冯延巳等人，从而表现出一种虚华浮艳的风格；还有的为了表达离别之愁、相思之苦及人间悲情，也以凄艳的词藻描绘物象，渲染气氛，抒写或幽深或哀愁的情怀，以此表现出一种深情绵邈的格调，所营构的意境或幽冷凄婉，或清幽雅致，如李煜、张佖等人。此为“白体”、“贾岛体”与“温李体”诗的主题取向与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