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拟从”不可言说之物“这一关键词出发,对世纪之交时期的两部文学作品——罗伯特·穆齐尔的《学生托乐思的迷惘》以及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进行阐发。对于“如何言说不可言说之物”这一既关乎世纪之交时代话语,亦与文学自我反思密切相关的问题,两部作品以各自的文学演绎方式做出了回应,拓展了文学表达的领域,将语言内蕴的可能性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也映射出世纪之交文学美学观的嬗变。穆齐尔的小说《学生托乐思的迷惘》呈现了外在世界的概念和规则之后,隐藏着一个无法描述、只能体验的世界。主人公不断尝试将他所遭遇的这种“神秘经验”转化为概念语言、纳入理性逻辑（数学与康德）。这一系列“揭开秘密”的尝试在小说中呈现出环环相扣、不断推延的态势,但最后却均以失败告终。表达方式上比喻链条的推进与主题内容层面上主人公托乐思欲望的无限推延彼此呼应、相互钩织。托乐思的对于“不可言说之物”的追寻始终未被满足,处于期望-失望的摆荡之中。托乐思所孜孜以求的“答案”最终呈现为不可抵达之物,与此同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同样受困于对于文本意义中心的寻找。如果说在《托乐思》中,对于“不可言说之物”的美学化主要呈现在主题层面,那么《马尔特手记》则将其运用到了表达层面,渗透进小说的创作肌理之中。《手记》结构松散,情节模糊,叙事手法极端化,现实指涉性开始变得微弱,文学的自我指涉性被推向极致。隐藏在马尔特主体危机为的表征之下的,其实是整个时代的诗学危机。而这一危机的根源则是表征体系的崩塌、词与物的断裂。两部作品都不同程度上脱离了摹仿论框架下以“传情达意”为旨归的“真实性”诉求。如果说传统文学再现世界,那么现代文学则开始发现自身、言说自身。两部作品共同体现出,无论是文学关注的对象的,还是文学言说的方式,都从“可言说之物”向“不可言说之物”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