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他生活的年代跨越了晚清的动荡,民国政权建立的艰难历程,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期。纵观章太炎的一生,几乎经历了近代国人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全部尝试。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实践也经过了由改良到革命由革命到建设民国,由维护民国统一到主张联省自治的变化。但其“求是”学旨和维护国权、民权的政治志向没有发生变化。章太炎正是在“求是”学旨的指导之下,在践行政治志向的实践中形成了从救亡到启蒙的政治思想。正是因为章太炎在学术上一直秉持“求是”学旨,因而他能够冲破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藩篱,提出诸多独到见解,起到了思想启蒙的先锋作用。鲁迅、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早年都曾是章太炎的学生,与他的思想有着明显的师承关系。可是,章太炎的启蒙思想并不彻底。他在价值追求方面偏向现代,在思维逻辑方面却偏重于对传统的沿袭。于是,在其思想内部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胶着状态。章太炎特立独行地徘徊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既难以割舍对传统的依恋之情；又无法放弃对平等自由(“不齐而齐”)的价值追求,以及对国家主权、国民权利的现实关怀。他在两者之间斟酌取舍,试图通过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有机组合,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章太炎否定君权至上等级秩序的合理性,却主张延续传统社会的“良俗美法”。他接受了西方“人民主权”思想,却对代议制度充满疑虑,对现代政党政治颇有微词。民国成立初年,章太炎曾积极参与组党；护法运动中,他又坚决维护国会、约法。但终因无法找到根除政党“竞名死利”,“国会倾于势力”的方法,而回归对现代政党制度和代议制的否定态度,并试图从传统政治制度中寻找能够有效遏制权力滥用的办法。章太炎看重社会发展的承继性,其理论给予历史以莫大的关注。他睿智的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建构民主政体的历史条件不同。因此,中国应创建一种不同于英美的共和政体。但章氏却将其政治主张纳入道德体系,并以此为依据批判现实、建构未来。这种对现实批判加入浓重道德审判味道的方式,会增强批判的力度,使其批判更富感召力。可是,道德的谴责和感召力无法转化成建构现代国家的智慧,其在理论层面的无限扩展,只会遮蔽认识主体的视野。身处近代的章太炎,与当时其他的热血青年一样,有感于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的悲愤之情,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救亡图存成为章太炎政治思想的理论预设,并伴随他思想发展的始终,为其政治思想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而且几乎扩散至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章太炎看来,民族文化才是国家存亡的根本。于是,他把国粹作为与道德互为表里的救国路径。所谓“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①对于道德和国粹,章太炎都不乏真知灼见,并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是,他把这两者作为近代中国救亡的路径选择,可以说,夸大了道德与国粹的作用,主观上扩大了二者的适用范围。因而,章太炎在政治思想方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陷和不足,直接导致其政治实践过程中的种种偏差和失误。政治思想方面的缺陷,以及政治实践上的偏差,不能也不该掩盖章太炎政治思想所蕴含的智慧。他把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表述为：“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所谓“真”便是他建构的哲学体系所揭示的世界本原——真如。所谓“俗”指的是世间具体的事与物。“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人生经历,而是指先从具体中抽象出世界的本原及运行规律的哲学体系,而后用其所建构的哲学体系解释世间的一切,追根溯源从根本上解决现有问题、创造理想世界的理论发展过程。这就使得章太炎的政治理论拥有了深厚的哲学基础,富于思辨性,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总是能够达到入木三分的效果。本文本着“实事求是”的宗旨,以冷眼旁观的立场,尽量把章太炎的政治思想及行为还原到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加以理解和体会,再运用现代政治学理论、政治文化理论等相关理论对其政治思想进行分析,以期得出客观公允的评价。从总体来看,章太炎政治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又富于个性特征。从他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会发现章氏所关心和尝试解决的问题,往往是近代国人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所不同的主要在于,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与解决方案的差异。章太炎分析和解决近代中国问题所运用的理论,及其思维逻辑也往往是有章可循的。可以说,他政治思想中所关注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没有完全解决。而其政治理论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也往往以不同形式广泛地存在于近代社会,而且很多问题一直延续至今。因而,对他的政治思想进行梳理和深入分析,不仅具有思想史层面的意义,还具有政治文化研究的意义；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