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联通欧亚非大陆和附近的海域,建立与沿线各个国家之间互相沟通和交流的贸易伙伴关系,以求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互通网络,实现区域范围内国家的持续发展。我国的商品和资本相继踏入国际市场,2013年我国即成为世界第一货物出口贸易大国。宏观数据无一不在表明,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对外投资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环。本文基于2008-2015年中国对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年流量数据,运用引力模型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布特征。在考虑中国经济规模、投资对象国家的经济规模、人口因素和距离因素这四方面因素之外,我们着重强调了与制度因素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衡量制度相关指标的选取,以及相应的制度排名情况都纳入我们的考察范围。本文选取《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衡量制度因素的指标进行实证检验,在扩展的引力模型基础之上,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制度安排呈现相关关系;二、政治风险、法治水平和经济环境三方面制度指标的确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产生影响,但具体指标的影响效果并不一致。以上的分析结果说明,中国的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投资活动时,对于投资东道国的制度安排具有特殊偏好。本文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东道国制度相关因素的影响提供经验证据,并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在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对中国的对外投资活动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