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2002-2010年在巴村的田野工作为基础1，从社区研究的角度切入，通过对大兴州背景下村落共同体的瓦解与重构过程的分析以及对后巴村时代社区生态的社会人类学考察，认为超前城市化和保守主义的地方文化既是回迁社区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也是社区被围困的根源。　　本文采用整合与分化、适应与融合的分析框架来考察后巴村时代的社区生态。研究发现被动城市化中的村落瓦解遵循着与“城中村”相反的终结逻辑，在征地拆迁中被碎片化的共同体通过抗争这一整合机制在新的社会空间中获得了新生，但这种新生也客观上延缓了清风苑的城市化进程;巴村在社会变迁中发生了剧烈的分化，这种分化既发生在村落层面，也体现在家庭和个体之间，同时受到政策稳定性、个体先前的非农化程度以及家庭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清风苑在社会分化中逐渐被甩入“社会底层”;清风苑的社员在身份认同上处于“非农非工的假市民”的模糊地带，而“有出无进或者有出少进”的收支格局以及职业、消费、社交方面的“三重不适应”则加剧了转型的痛苦，在此基础上，笔者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提出了“社会性衰老”的概念，认为社会变迁压缩了个体的生命历程，进而将围困的讨论引向更深的层面;最后笔者引入“区隔”的概念，认为清风苑在向城市社区的发育过程中遭遇了社会与经济的双重区隔。　　本文既强调个案本身对于我们认识社会的价值，也强调个案与外在的宏观社会变迁的联系，试图将微观的单个社区的考察与宏观的社会变迁研究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