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学识渊博,思想活跃,爱国进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主要推手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不忍生民之涂炭”,随从其师康有为发动了戊戌变法,力图推动晚清政治、文化和社会改革,以扭转或改良“国之弱”、“民之愚”的现状。变法失败后,他深刻总结反思日中变法成败之原因,提出了著名的“群治社会构想”,从文学界革命入手,办报刊,改文风,推小说,陶铸“新民之魂”,推进了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本文以梁启超“群治文学观”为支点,以青年梁启超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回望少年才子的求学之路,探索其传统经世致用思想消解及转向以文化救国的必然。梁启超将变法失败归咎于民众愚昧所导致的国弱民穷,视“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在传统“民本”理念、社会达尔文主义、日本明治维新范式和佛学世俗化等支配下,提出了以“新民德”、“启民智”、“鼓民力”为主旨的新民主张,使“群治社会构想”逐步得以确立。他强调, “人非群则不能使内界发达；人非群则不能与外界竞争”。于是,以报刊为阵地,以“新小说”为武器,首倡近代各种文体革新,将“群治社会构想”付诸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文学实践。梁启超“群治文学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群”观念聚合现代民族精神。即通过发挥小说在熏、浸、刺、提等方面的功效,凝聚起民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精神力量；二是“新小说”展示历史进化趋势。即利用小说可以塑造主人公和虚构故事情节的特点,宣传创作者的政治思想主张,揭示人类历史进化趋势和发展规律；三是“言文一致”的新式语体风格。即提倡将晦涩难懂的文言文,改革成易被大众所接受的白话文,再杂以俚语和外来词汇,形成生动活泼的新式语境；四是“新小说”构建市民文化空间。即主张以新编小说代替“诲淫诲盗”的旧小说,直观地契合市民文化价值,架构了一个富有生机的文化空间。梁启超“群治文学观”的积极实践,使“群治”理想得到一定程度实现的同时,对提升我国的小说地位、推动白话文的普及、丰富文学批评理论、塑造“国民性批判”精神、促进妇女解放运动发展,都有着重要价值意义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