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话语/形象萌芽于十九世纪末的英美社会中,十九世纪末的一场围绕“新女性”问题的媒体论争,使“新女性”一词正式进入社会主流话语的讨论场域。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英美文学场域来看,“新女性”在文学作品中主要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个体精神,它强调的是女性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意识和权利,展现出一种全新的形塑女性的方式。在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下,晚清时期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了现代女性权利意识和主张。当时的文化文学场域中产生了一些可以被称为“准新女性”的话语/形象,即“新贤妻良母”、“国民之母”和“女国民”。这三者之间虽然存在着建构思路和内涵上的差异,但是其根本目标都在于强调女性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责任,而非女性自身的权利和发展,体现的是一种国家主义维度。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大力宣扬个人主义精神,为此他们征引了西方具有强烈个性色彩的“新女性”话语/形象,试图通过形塑“新女性”来建构起一种新的个人主体性,探讨建设具有个人独立意识的现代化国家的新进路。自此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陆续出现了一批出走的“新女性”形象,这些“新女性”形象从根本上来说是“娜拉”在中国的延续和变形。然而,当五四运动的浪潮逐渐退却后,那些从家庭出走的五四新女性,陷入了无法找到出路的个体困境,个人主义道路开始遭到质疑和诘问。1924年国民大革命席卷了全国,五四的个人主义话语逐渐隐退,革命话语和集体话语占据了文化场域的显要位置。此时文学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呈现出了从个体到融入集体的转向,反映了五四新知识分子从个人主义思想到集体主义思想的过渡和转化。从清末民初以服务于国家为旨向的“准新女性”,到新文化运动初期具有强烈个性色彩的五四“新女性”,再到大革命时期积极向集体靠拢的“时代女性”。“新女性”话语/形象在在中国现代文学场域中的发生与流变,其根本上是个人主义思想在相关文学作品和文化实践中的显现与隐退的过程,其中映射出的是从中国晚清新知识分子到五四新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进路想象的嬗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新知识阶层借助“新女性”这个外来符码,通过对中国女性形象的重塑,从而建构对中国现化化社会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女性”就不仅仅是文学话语/形象,更是现代性想象的符号和载体,它承载了中国新知识阶层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憧憬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