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借助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考察村庄六十年的道路变迁,研究村庄社区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对道路变迁的影响。通过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对D村的实证分析,本文认为村庄道路的变迁是由村庄内生和国家介入两者组合的社会结构共同决定的。解放初期,村路只是一条窄窄的土路,村长号召村民共同修路,费用由村民分摊。在同一地域中生活的村民,由于共同的生产需要,能够组织起来处理社区简单、必需的公共事务。正是村庄社区的“自组织”能力,使得修补道路得以完成。以村庄社区共同需求为合作基础,村里有威望的村民带头,村庄具有完成公共事务的内生动力。这种自治能力是独立于国家政权建设对村庄的影响的。新中国的建立,村内有威望的村民由地主富户变为闹革命的共产党员,地主的威望主要来自其经济实力,共产党员的威望主要来自其身先士卒的品质。村庄精英虽然受到国家政权建设的影响,但组织村民修路是从村庄自身需要产生的,受村民现实的生产和生活需要支配,修路的动力来源于村庄社区的传统。人民公社时期,在生产大队和公社的共同组织下,社员无偿出工,使村路由窄变宽,由陡变平,从旧到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公社的建立是国家政权建设最彻底的结果。人民公社把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结合在一起,使农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资源整合到一起,有效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和公共设施,强化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但也限制了农民的个体发展。政社合一的体制使公社管理委员会既是基层政权组织,管理乡村的教育、治安、民事等各项行政事务,又是完备的经济组织,管理农业的生产、产品的分配。分田到户到分税制时期,村委会在乡政府的辅助下组织村民,以义务工的形式,对村路进行养护。村庄集体经济的弱化直接削弱了村民的“集体”意识。一方面,村委会不再组织农民进行生产上的合作,农民只能在分得的土地上独立耕作；另一方面,村委会用于公共事业的村提留较少,难以满足村民的生产、生活需要,村民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应对大量公共事务。分税制到税费改革时期,村路维持原状,村委会收取税费,组织村民养护道路。分税制的实行,使国家财政的收入大幅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县、乡财政收入的减少,削弱了其支持各项公益事务的能力。地方政府一方面搞经济创收,另一方面对农村公共事业较少关注,很少承担其应该履行的职责,严重违背了它应有的职能。分税制的实施,使乡政府凸显出其利益主体的能动性,其追逐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导致了对农民的过度攫取。特别是“压力型体制”形成的唯上不唯下,使得乡政府、村委会与农民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国家为增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增加中央的经济实力,加大了对县乡财力的吸取力度。由于县乡负责行政区域内的各种公共事务,财力的不足减少了对村庄的投入,乡政府为维持行政区域的发展和自身的运转,加大了对村庄的摊派,村庄的负担日益加重。村庄又由于承担着村路的修建、教育的资助等公共事务,村庄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分化更为明显,利益冲突也大大加剧。税费改革到新农村建设时期,村委会收费的减少,使得村庄用于公共事业的资金越来越少,村委会通过摊派的方式提供村路的养护费用。村庄人口的流出,使得村委会只能维持低水平运转。税收的削减,使得国家通过村委会管理村庄的职能弱化。农村逐渐成为空壳村,国家也退出了对农村公共事务的干预。新农村建设时期,面对农村的解体,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村村通工程的实施,使村路由原来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我们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视角发现,并不是只有国家的投入才建好路,村庄社区也在通过内部的组织和人力,协助、监督国家的行为。村庄社区并没有因为道路的修建而恢复社区的众多功能。由于城乡断裂的宏观结构制约,一方面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动员和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是农村社区缺乏内生的动力,使得新农村建设的效果有限。村庄道路的变迁反映了村庄的变迁。村路的改善需要村庄社区的支持和国家的介入,同样,农村的发展需要村庄的内生力量和国家权力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