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关于诉权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民事诉讼法学领域。在刑事领域，虽然也有学者关注诉权理论研究，但着眼点主要在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方面，而对被害人的诉权问题，则鲜有学者予以关注。研究被害人的诉权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表现形式、具体内容和行使方式，进而探讨被害人刑事诉权的保障问题，有助于填补我国刑事诉权领域的研究空白，同时可以推进我国刑事诉权理论研究的深化，建立和健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诉权保障的法律体系，完善对被害人的人权保障。本文是一篇系统研究被害人刑事诉权的博士论文。全文由引言、正文五章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约15万字。第一章被害人刑事诉权概述。研究了“诉权的一般理论”、“刑事诉权理论的导入”和“被害人刑事诉权”三个问题。文章提出，诉权理论最初是在民事诉讼法学领域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先后出现了“私法诉权说”、“公法诉权说”、“二元诉权说”等诉权学说。后来，随着“宪法诉权说”的兴起，诉权的研究范围开始拓展到刑事诉讼领域和行政诉讼领域，提出了广义诉权的概念。广义诉权概念为在刑事诉讼中导入诉权理论提供了可能性。在“刑事诉权理论的导入”部分，首先对刑事诉权理论导入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然后通过对刑事诉权内涵和外延的剖析对刑事诉权进行了界定。进而指出与民事诉权相比，刑事诉权具有多阶段性、大多具有公权力属性、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某些刑事诉权主体的限制性等特征。刑事诉权具体表现为公诉机关的公诉权、被害人的刑事追诉权以及被追诉人的诉权。在“被害人刑事诉权”部分，对被害人的刑事诉权进行了界定，指出刑事诉权是被害人针对国家司法机关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具有诉权的相对独立性、诉权的完整性、诉权行使的受制性等基本属性。通过对一些与被害人刑事诉权相关的概念的比较，提出了如下观点：承认公诉为主并不能否认被害人的刑事诉权，被害人和公诉机关仍然是相对独立的诉权主体；被害人刑事诉权与民事诉权是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以后，依法产生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诉权，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相对于被害人刑事诉讼权利而言，诉权是因，诉讼权利是果，前者是后者的根基，后者是前者的具体表现形式。第二章被害人刑事诉权的历史与发展趋势。在研究“外国被害人刑事诉权的历史发展”和“中国被害人刑事诉权的历史变迁”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刑事司法程序中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发展趋势。本章对外国被害人刑事诉权发展历史的四个阶段进行了梳理，指出在奴隶社会时期，由于国家权力介入较少，被害人虽然形式上享有相对完整的追诉犯罪的权利，被害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诉权主体。到了欧洲封建社会中后期，随着纠问式诉讼制度在欧洲大陆国家的确立，被害人追诉犯罪的权利被国家所分割，被害人逐渐失去了控制诉讼进程的命运。而到了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被害人参与刑事追诉的权利却因为公诉权的存在和被告人权利的扩张而不断被弱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已经成为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在“中国被害人刑事诉权的历史变迁”部分，通过对我国被害人刑事诉权的历史考察，得到了如下启示：我国西周时期对被害人刑事诉讼权利的规定较同时期的西方国家完善；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出于维护封建王权统治的需要，国家垄断了对犯罪的追诉权，被害人成了协助国家控告犯罪的义务主体，相比欧洲国家，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要低。自清末修律开始，我国刑事司法追随世界潮流不断发展，特别是新中国的刑事诉讼立法破除了国家垄断刑事追诉权的局面，赋予了被害人刑事追诉权，且被害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呈逐步扩大的趋势。1996年我国修订《刑事诉讼法》，确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这符合国际上越来越重视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发展趋势。第三章被害人刑事诉权的理论基础。从“人的主体性理论”、“报应观念”和“司法救济理论”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证。关于“伦理学基础——人的主体性理论”方面，长期以来，被害人虽然是刑事案件天然的当事人，但却被剥夺了作为当事人参与追诉的权利。而人是有理性的主体，基于人性、人的尊严的要求，应同等承认并尊重被害人的人格。为了实现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国家应该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关于“心理学基础——报应观念”方面，尽管被害人所持的报应观念有违文明性的一面，但从一定的历史阶段来看，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报应观念为被害人享有刑事诉权提供了深刻的心理学基础。报应观念同时也说明了被害人在某种程度上享有求刑权，从而支持了被害人享有刑事诉权的观点。关于“法哲学基础——司法救济理论”方面，从私力救济走向公力救济，从行政救济到司法救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法治国家为了保证司法权的良性运转，赋予司法权被动性、中立性、专属性、终极性等四个基本特征。刑事司法救济应遵循权（利）力制衡原则，要建立专门的追诉机关，实行控审分离，避免司法权的滥用；在赋予被害人有限的直接起诉权的基础上，赋予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较充分的诉讼权利，方能实现对公诉权不当使用的有效监督。刑事司法救济还应遵循利益均衡原则，决定了被害人刑事诉权的确立和行使，既要兼顾与公诉权之间关系的平衡和协调，又要考虑到对被追诉人权利的充分保障。第四章自诉案件被害人自诉权的行使及完善。研究了“被害人自诉权的历史发展及价值取向”、“被害人自诉权与公诉权关系的域外法考察”、“我国被害人自诉权行使的现实考量”和“完善我国自诉制度的若干建议”四个方面的问题。关于“被害人自诉权的历史发展及价值取向”，从发展趋势上看，被害人的自诉权是逐渐衰弱的。被害人自诉权具有人权保障价值、权力制衡价值、利益平衡价值、诉讼效率价值、社会和谐价值等五个方面的价值取向，说明了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关于“被害人自诉权与公诉权关系的域外法考察”，将域外制度分为三大模式。一是公诉垄断的模式，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二是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模式，以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为代表；三是公诉与自诉并存模式，以英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三大模式尽管各有相同，但是通过分析，仍然可以得出三点启示：一是公诉权已经成为现代刑事追诉权行使的主要方式；二是自诉权的行使被合理的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三是普遍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关于“我国被害人自诉权行使的现实考量”，归纳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被害人自诉权规定的立法缺陷，指出主要存在自诉案件的范围盲目扩大，第二类自诉案件的范围规定过于粗疏，第三类自诉案件存在重大立法缺陷，自诉案件的立案标准过高等问题。进而论证了司法实践中我国被害人行使自诉权存在公诉权与自诉权的行使冲突以及被害人“自诉难”的问题。关于“完善我国自诉制度的若干建议”，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首先，认为我国目前应当秉承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追诉原则，适当缩小自诉案件的范围。其次，应当建立和完善我国被害人自诉权行使的保障机制。对此笔者提出要建立自诉告知制度，保障被害人的知情权；建立公诉权与自诉权的选择机制，避免诉权行使的冲突；降低自诉案件的立案标准，保障被害人的程序启动权；建立自诉担当制度，加强检察机关对自诉案件的参与；完善我国自诉案件的委托代理制度，实行律师强制代理等五个方面的立法建议。第五章公诉案件被害人刑事诉权的行使及完善。从“概述”、“被害人的控告权及完善”、“被害人的上诉权及实现”、“被害人的申诉权及完善”及“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及制度构建”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证。关于“概述”，首先从诉权的角度对我国公诉案件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进行了评析，认为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是其作为刑事诉权主体的应有之义。指出公诉案件被害人诉权行使应遵循独立性、补充性和制约性三个基本原则。并对我国公诉案件被害人刑事诉权行使的特点进行了概述。关于“被害人的控告权及完善”，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被害人控告权的规定进行了剖析，并对司法实践中我国被害人控告权行使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论证，进而提出应该从降低立案标准、增强刑事启动程序的输入功能；完善对侦查机关不立案决定的监督制约机制；构建被害人参与下的刑事撤案制度；建立中国式的强制起诉制度四个方面对我国被害人控告权的保障进行立法完善。关于“被害人的上诉权及实现”，梳理了我国是否应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的理论纷争，在肯定公诉案件被害人应当享有上诉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对于保证被害人诉权的完整性，制约审判权，弥补公诉的不足等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并对构建被害人的有限上诉权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关于“被害人的申诉权及完善”，对申诉、刑事申诉等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类，指出被害人的再审申诉权具有诉的法律性质。对大陆法系国家的生效判决救济机制进行了比较法考察，在分析归纳法、德、日、俄罗斯等国家生效判决救济程序特点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大陆法系国家生效判决救济程序对我国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启示。对我国现阶段存在的被害人申诉难、再审程序启动难以及被害人滥用申诉权、反复申诉等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明确提出应以诉权为基础构建我国的再审之诉。关于“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及制度构建”，对国外被害人参与量刑的一些立法情况进行了介绍。回应了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被害人参与量刑实践所引发的一些争议，指出在我国现阶段，赋予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提出了构建被害人参与量刑制度的立法思考，指出在保障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同时，也应该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比如强制律师代理等避免被害人滥用该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