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属于政治文化范畴,相关研究表明,除了现实的各种社会、政治因素会影响人们的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之外,媒体的拟态环境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本研究的目的是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媒体变革的双重背景下,来探讨媒介使用对村民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媒体与信任的关系的实质是媒体与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关系。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我们确定了以下儿方面研究内容,其一,乡村村民的媒介使用状况和影响村民媒介使用的人口特性因素。其二,乡村村民的社会信任状况。其三,村民的媒介使用对他们社会信任的影响。其四,乡村村民的政治信任状况。其五,媒介使用对乡村村民政治信任的影响。最后,多年来,国际中国传媒研究有关中国传媒及其效果研究的主导研究模式是媒体“宣传动员范式”,近年来,随着中国媒体变革,又不断受到“宣传同飞镖效应范式”的挑战,我们将基于乡村社会的传播研究对此进行进一步检验。　　 我们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来开展研究,同时辅以文献研究方法:在具体的统计分析中,我们采用描述性分析、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多种方法相互补充,来探讨媒介使用对村民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如下,在乡村村民的媒介使用情况方面,我们发现,村民们使用最多的媒体是电视,而对报纸或新闻杂志、广播、互联网的使用都非常有限；在人口特性对村民媒介使用的影响方面,我们发现,村民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情况等都会影响他们的媒介使用,我们尝试从文化消费的功能角度对此加以解释,我们认为,媒体在乡村社会中也扮演着“区分化”和社会“一体化”的双重角色,不同的媒体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报纸或新闻杂志、网络媒体在乡村社会中主要发挥着区分化的功能,而电视和广播媒体则主要发挥着社会一体化的整合功能。在村民的社会信任方面,我们发现,村民们的社会信任仍然以特殊信任为主,一般性信任还处于发育过程中,村民们的信任更多的表现为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信任,一般信任水平不高。在媒介使用对村民的社会信任影响方面,我们发现,部分媒体的使用时间和新闻性内容的使用对村民的社会信任有积极的影响,但媒体的娱乐性使用与村民的社会信任负相关；同时发现,媒介对村民社会信任的影响会受到人口因素的中介；媒体对不同世代村民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在乡村村民的政治信任方面,我们发现,村民们对不同级别的党委、政府的信任是有差异的,他们对中央的信任程度较高,但对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信任程度却比较低,而且级别越低,村民们的信任程度也越低。在媒介使用对村民政治信任的影响方面,我们发现,媒体对不同级别党委、政府信任的影响是不同的,媒介使用不会影响村民对中央的信任,但却可以导致村民们对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信任的下降,这可能与中国治理术式的媒介批评有关。近年来,有关中国传媒及其效果的研究一直存在着媒体宣传动员范式和宣传回飞镖效应范式的争论,我们对此进行了检验,在媒介对村民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方面,我们发现,目前的传媒效果既不完全表现为宣传动员范式,也不单纯表现为宣传同飞镖效应范式,而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媒体的“情境效果模式”,该模式认为,媒体对政治文化的不同方面影响上存在差异；不同的媒介类型、媒介使用时间、使用内容对人们的影响也不同；媒介影响会受到年龄、世代、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人口特性因素的中介,因此,并不存在一致性的效果模式。　　 在中国转型的社会语境下,关注媒体与政治信任、社会信任的关系,媒体与社会、政治稳定的关系,无疑是有价值的；多年来乡村传播研究一直少人问津,本研究对改善乡村传播研究不足的现状也有一定的助益；此外,本研究对乡村传播效果现状的研究对于未来勾勒中国转型期媒介效果的一般模式也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