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在1996年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中就曾经明确规定严禁以“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在侦查实践中,由于取证难,破获案件效率低,在追求惩罚犯罪的正当性需求驱使下,侦查机关常常以模糊性的语言,采用“引诱、欺骗的方法”进行取证,并将其作为讯问技巧的重要内容。基于侦查实践的发展,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仅排除了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对采用引诱、欺骗方法获取的证据是否应当排除的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在侦查实践中,引诱、欺骗与合法讯问技巧的边界非常不清晰,我国刑事司法实务届对以引诱、欺骗方法取证的容忍度比较高。但是,错误的使用引诱、欺骗方法可能突破法律的底线,甚至发生犯罪嫌疑人因此作出虚假供述的不良后果,进而引发冤假错案。在实务中,冤案的发生往往是刑讯逼供与以引诱、欺骗相结合的指供诱供模式的共同结果,警方以指供诱供的方法制造虚假口供,既不易察觉又难以推翻,极易被错误的确认为合法证据。那么该如何面对以引诱、欺骗方法取证这一现实问题呢?本文首先对我国的法律沿革和法律实践进行了梳理,再参考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的经验,得出结论: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对以引诱、欺骗方法的使用进行具体限制,司法裁量可以一定程度上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此后本文通过对实践中以引诱、欺骗方法取证的各种具体情形进行了研究,首先是对以引诱、欺骗方法取证的对象进行了分类,分别针对犯罪嫌疑人、证人、被害人进行了分析。此外又对具体方法的不同运用进行了分类,即运用引诱方法取证的多种方式,运用欺骗方法取证的多种方式和采用引诱、欺骗相结合的指供诱供模式。在这样具体的分类后,本文对采用引诱、欺骗方法取证的各种情形中的法律价值进行了衡量,对出现冤案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了对以引诱、欺骗方法取证的合理限制。笔者认为在审讯过程中,对证人应严格禁止以引诱、欺骗方法取证,对犯罪嫌疑人使用此类方法也应注意其使用对象、使用程度、使用目的等多方面条件,避免对供述的真实性造成损害。此外还应特别采取措施避免指供诱供模式的出现,即确立警方的举证责任、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实质辩护权和正确区分指供诱供与讯问技巧,在制度上和操作上完善我国的刑事审讯制度,避免冤案的发生。